“漂洋过海才来到这里，我要赚够几个亿才回国。”电话那头传来的中年女声有些激动。来菲律宾前，福建商人李丽娟就给自己定了几个亿的“小目标”，“几百万块钱，我在国内也能挣，不用非要来这里。”

从中国来到菲律宾，李丽娟准备干老本行——房产中介。2019年12月31日，李丽娟怀揣着大赚一笔的念头，从福建飞到了菲律宾首都马尼拉。没承想，才来菲律宾短短三个月，就遇上了新冠肺炎疫情在菲律宾肆虐。

李丽娟在马尼拉租了一套面积110平方米的办公室，还没来得及装修，订金已经交付了5万元（如无特殊说明，文中币种均为人民币）。觉得办公室空间还有富余，她还递交了从事其他业务执照的申请。3月15日，马尼拉开始“封城”。旋即，李丽娟刚刚开始的掘金之旅被迫暂停。

现在，李丽娟一个人待在租住的马尼拉高档公寓里面，每天喝喝茶、学习当地语言、练练瑜伽，日子安排得很充实，“急也没办法，疫情在全球都是这样的，焦虑也没有用，心态要放平衡。”

截至2019年11月，菲律宾人口总数约为1亿零200万，其中包括数以百万计的华人华侨。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来菲律宾工作的中国人。以马尼拉为例，知情人士透露，常住马尼拉的中国人大概有20万之众，如果加上从事网络菠菜的“菜农”和拿到“绿卡”的中国人，这一数字或将翻倍。

最近几年，掘金东南亚，已是中国投资圈的热词，去东南亚投资、买房、创业，已形成一窝蜂的趋势。严格意义上来说，东南亚包括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越南、柬埔寨等11国。谷歌淡马锡联合发布的《2019东南亚数字经济报告》显示，截至2019年，东南亚数字经济整体规模已突破千亿美元，预计在2025年将达到3000亿美元规模。

该份报告指出，资本对菲律宾市场的关注主要集中于金融领域。2019年上半年，菲律宾共计获得1.3亿美元融资，覆盖30余个项目。

事实上，相比新加坡、印尼等东南亚国家，由于国内时局和社会秩序一直处于不稳定状态，菲律宾并未受到投资圈过多的关注，甚至大多数中国人对其认知也很有限。

2016年，杜特尔特上台后，其采取的亲中政策，让不少中国商人在这个发展中国家看到了巨大的机会。一定程度上，对于想吃到第一拨发展红利的中国人来说，此时的菲律宾如同20年前的中国，“遍地是黄金”。

“这里更公平，留下来的目的主要就是赚钱”

5年前，赵子斌还是工程师助理，在国企拿着一份饿不死的薪水，每天朝九晚六，也没什么烦恼，就是觉得哪里不对劲。

机缘巧合下，爱玩的赵子斌跟在菲律宾做旅游的朋友联系上，对方问他，要不要换个环境。没什么顾虑的赵子斌，一口答应。跟着朋友做了一年后，2016年，赵子斌开始单干。到现在，赵子斌拥有一家潜水店和一家摄影店，这几年春节假期一个月流水最高有几十万元。

“为什么能待这么长时间？我也不谈什么梦想，留下来的目的主要就是赚钱。”赵子斌说，10年前，自己还相信作家大冰谈论的理想，但是现在不会上当了，“大部分人工作都是为了赚钱”。

更重要的是，菲律宾让赵子斌感受到久违的公平感。“在菲律宾，靠自己真刀真枪打拼下来，我也享受到了努力后的成果，我觉得很公平。”

这种公平感更多的是指跨越阶层的概率。最近几年，国内“寒门再难出贵子”等话题，频繁窜上热搜榜，这背后折射的是，阶级固化带来的弊病。相比20年前，现在的年轻人，要想跨越阶级，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跨越阶级与否，最简单粗暴的标准，就是掌握金钱的多寡。当在国内看到“暴富”几率渺茫后，一些野心勃勃的年轻人，往往会选择铤而走险，主动舍弃一部分舒适，去往整体条件更加艰苦，但是相对而言也更加公平的市场。

在菲律宾这个岛国，到处都充满着投机者和野心家，他们来自中国、韩国、日本、中国台湾、欧美等国家和地区。某种程度上，这些年轻人南下菲律宾淘金，和当年在美国上演的西部淘金热，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2018年本科毕业后，王晓磊被月薪过万的岗位吸引，去了菲律宾马尼拉，成为几十万灰色行业从业人员中的一员。这个薪水，是他留在国内的同学工资的3倍。

扣护照、押薪水、三班倒，合同一年到期后，王晓磊就迫不及待地逃离了写字楼。凭借敏锐的商业意识，加上会简单的英语口语，王晓磊开始自己带团旅游，主要服务于菲律宾当地的中国人。

“在菲律宾赚钱的机会实在太多了，只要你愿意做。”不过，王晓磊提醒，在菲律宾赚钱，也存在很多风险，比如签证问题、合规问题，等等。尽管如此，自主创业后，王晓磊的收入已经远超同龄人。

相比赵子斌和王晓磊，李丽娟来菲律宾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在国内，她已经很难赚到钱了。李丽娟从事房产中介多年，在海南拥有一家房产中介公司，2018年海南限购政策下来后，生意一落千丈，2019年，整个成本加起来，亏了50万元。“我现在都想把国内的公司注销，完全搬到菲律宾来。”李丽娟告诉《凤凰周刊》。

在菲律宾马尼拉，房屋出租的投资回报率很高。“30平方米的房子售价35万左右，租出去，大概6年就可以回本。”李丽娟说。另一名房产中介告诉《凤凰周刊》，马尼拉租房回报率在8%左右，而在中国，这一数字仅为1%上下。一般而言，5%以上的租金回报率属于适合投资的楼市。

仅李丽娟认识的在菲律宾从事房产中介的中国人就有四五十人，他们遍及马尼拉、奎松、宿务等城市，人均年收入在60万-80万元。但李丽娟有更大的野心，她算了一笔账，如果从开发商拿到200套房子，一套赚取5万-6万元的佣金，就有1000多万元的收入。

“我要赚够几个亿才回国。”李丽娟在电话那头显得自信满满。

菲律宾掘金之旅按下暂停键

转机比李丽娟想象中来得更快。不过，这个转机并不是拿到了暴富的钥匙，而是这趟菲律宾掘金之旅，被迫早早地按下了暂停键。短则数月。

菲律宾政府宣布自3月15日起至4月14日，马尼拉进入“封城”状态，所有往返马尼拉的海陆空所有交通都会被暂停。4月24日，菲律宾政府再度宣布，将马尼拉以及吕宋岛上“高度危险”省份的“封城”措施延长至5月15日。

截至5月5日下午4点，菲律宾当天共计新增199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累计确诊9684例；新增死亡病例14例，累计死亡637例；累计治愈1408人。赵子斌担心，受限于新冠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盒的短缺和医疗条件的落后，菲律宾真实确诊数据或许会更高。这也意味着，普通人被感染的风险增加。

杜特尔特对疫情管控的强硬态度，给当地华人打了一剂镇定剂。在马尼拉等城市，采取了和中国类似的管控措施，并开展宵禁，时间从晚8时持续到次日晨5时。

“封城”措施给李丽娟浇了一盆冷水。她刚租来的110平方米的办公室，甚至还没开始装修，准备从国内带来的团队，也只能继续滞留在国内。李丽娟预计，5月份应该可以正常装修。

人到中年，李丽娟对这次意外降临的疫情，并没有表现出过分的担心，“人还是要乐观一点，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注定的事，你也没办法改变”。她把在菲律宾的日子，安排得满满当当，喝茶、学习当地语言、练瑜伽。只是每天躺在床上准备睡觉的时候，她会很想念在国内的子女和丈夫。

赵子斌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中国出现新冠肺炎疫情后，早在2月2日菲律宾就发布对华临时旅游禁令。此后，菲律宾众议院副议长约翰尼·皮门特尔预计，菲律宾2020年将失去多达120万中国游客。菲律宾旅游部数据显示，2019年共有近180万中国大陆游客来菲观光，其他客源国及地区，还包括韩国、美国、日本、中国台湾等。

受此影响，赵子斌旗下摄影店早在2月初业务就近乎停滞，疫情在欧美肆虐后，到3月上旬，以欧美客人为主的潜水店已经门可罗雀。正常的年份，赵子斌靠这段旺季，两家店一个月的流水就可以达到几十万元。

除去临时工，赵子斌手下两家店加起来，共有10名正式员工。疫情刚开始的时候，员工的工资都是正常发放，很快，赵子斌意识到疫情比想象中持续的时间更长，就采取了薪资减半的举措，“这边也有老板全薪发放，但我没办法，必须考虑长远一点。”

赵子斌比较悲观，他个人预计要到10月份，旅游业才会有起色。这也意味着，在此之前，加上房租和人工成本，每月五六万元的亏损是跑不掉的。如果疫情持续到10月，赵子斌和他的合伙人将不得不承担40万元左右的亏损。

“做生意没有一帆风顺的，我不好受，竞争对手也不好受，大浪淘沙，最后留下来的就是我们这些熬得住的。”赵子斌计划把之前挣的钱都拿出来赔，也要熬下去。2019年年底总结的时候，赵子斌和几个合伙人还计划2020年再做一些其他业务的投资，被疫情突袭后，这些计划也都歇菜了。

哀嚎声并非属于所有人。余晓雨在马尼拉从事餐饮行业，2月初，其工作的火锅店客流量就开始骤减，封城令下来后，火锅店就彻底歇业了。关店之后，餐厅员工就不得不待在家里，不到一周，就有菲律宾员工给余晓雨发来消息，询问什么时候可以开工，“家里需要开支，孩子要吃东西，手里没有钱。”有菲籍员工告诉余晓雨。

幸运的是，一周后，有当地的大公司联系上余晓雨，希望可以为公司提供外卖服务。余晓雨又把在家休息的菲籍员工和中国员工叫了回来，“现在每天有八九百份外卖订单，可以覆盖成本，但比做实体店的时候更忙了。”

低调是在菲律宾生存的保护色

当街爆头、抢劫、仇杀，在缺乏对菲律宾真实想象的空间里，网络上充斥着血腥和暴力的画面。

在菲律宾6年，网络上的血腥画面离赵子斌很远。“菲律宾整体上，还是比较安全的，没有那么可怕。”

这并不意味着，生活是绝对安全的。赵子斌记得，他生活的岛上，去年发生了一起恶性枪杀事件，一名菲律宾人驾驶的汽车被打成了马蜂窝，最终找到116发子弹，据说是仇杀。

更多的时候，赵子斌和他生活在菲律宾的朋友们，还是感受着岛国人民的善良。有一次，赵子斌的合伙人凌晨两点喝了酒，骑着摩托车出了车祸，被路过的三轮车司机看到了，司机赶紧通知警察，最后合伙人被送到了附近的医院。事后，合伙人检查钱包发现，分文未少。

“菲律宾没有想象中那么安全，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危险。”李丽娟说，菲律宾每个路段、路口都有带枪的警察，但新来的中国人看见带枪的警察，第一感觉是害怕，“我们家一直都是做生意的，我从小跟着我爸到处跑，就比较看得开，我就觉得这里挺安全的。全世界范围内，第一安全的是中国，第二安全的就是菲律宾。”

刚到的一两个月，李丽娟几乎每天都要出门考察市场行情，第一件事就是学会了低调。挎着廉价的手提包，钱包里只放几千比索（约合几百元人民币），李丽娟大胆地穿梭在马尼拉的大街小巷，从来没遇到任何危险。“每个国家都有危险的地方，危险的地方不要去。”

余晓雨来菲律宾三年多了，休息天大多时候都宅在家里，出于对安全的考虑，“晚上七八点后，我是不会出门的。”在她看来，不安全事件往往都发生在晚上。

现住在菲律宾中部岛上的赵子斌，刚来菲律宾的时候，经常去酒吧，喜欢喝红马啤酒，但最爱的还是歪嘴郎。待了几年后，赵子斌现在连酒吧都不去了，一心放在生意上，“保持自律、低调，能避免很多麻烦。”

“华人控制了菲律宾70%左右的财富。”赵子斌说，华人在菲律宾的社会地位很高，当地人对中国人有着很矛盾的心理，既不欢迎这些外来者，又要依靠外国人提供的工作生活。

疫情发生后，赵子斌家的菲佣跟他说，她有朋友因为雇主回国，自己就失业了，其实是菲佣怕赵子斌回国，她也将失去经济来源。“菲律宾人很乐观，都是今朝有酒今朝醉，没有存钱的习惯，挣多少花多少。”赵子斌给了菲佣否定的答复，还帮她介绍了其他工作以增加收入。

赵子斌不是没想过回国。4月中旬，滞留当地的游客和部分华人就准备包机回国，目前还在走程序。“在菲律宾5年，我的事业和社交圈也在这边，不想就这么走了。”赵子斌很快劝住了自己，他决定等到今年10月份，疫情出现好转，把生意处理好后，回趟国，看看父母再回来。

4月中旬，赵子斌生活的岛上，当地华人凑了几万元，准备买一些米送给岛上生活困难的菲律宾人，他们大多都依靠旅游业生活。当地华人担心，如果疫情持续下去，政府救济跟不上，没有经济来源的菲律宾土著会出现骚乱。

每年从棕榈主日（复活前的那个星期日）开始到复活节（每年春分月圆之后的第一个星期日，2020年复活节是4月12日）结束，整整一周的时间，叫做“圣周”，是菲律宾最重要的假期，如同中国的春节。这段时间内，菲律宾国内会有很多聚集性宗教活动和社交聚会，但今年的“圣周”很特殊，大多数菲律宾人仅仅是在家门口摆放一支燃烧的蜡烛，就当是过节了。

“这是我在菲律宾5年来，过得最冷清的一个圣周。”赵子斌感叹道。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李丽娟、赵子斌、余晓雨、王晓磊均为化名）

作者丨刘碎平 编辑丨王毕强

凤凰WEEKLY财经（ID：fhzkzk）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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