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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追求真相,你愿意做什么样的牺牲?——2021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菲律宾记者雷萨的获奖感言


12月10日,玛利亚·雷萨在挪威奥斯陆领取诺贝尔和平奖时发表获奖感言。

演讲原文:玛利亚·雷萨(Maria Ressa)译:阎纪宇

各位贵宾大家好:

今天我站在各位前面,是代表全世界每一位被迫做出重大牺牲、只为坚守阵线、只为履践价值与使命——为世人报导真相、向权力究责——的新闻工作者。我还记得哈绍吉(Jamal Khashoggi)惨遭分尸,马耳他的加利西亚(Daphne CaruanaGalizia)被人暗杀,委内瑞拉的雷耶斯(Luz Mely Reyes),白俄罗斯的普罗塔塞维奇(Roman Protasevich,当局劫持他的班机并将他逮捕,略(Jimmy Lai)被打入大牢,缅甸的索尼瑞(Sonny Swe)服刑7年多之后出狱,再创办一个新闻机构,如今又被迫流亡。在我的祖国菲律宾,23岁的坎皮奥(Frenchie Mae Cumpio)被囚近2年尚未获释;36个小时之前,我的前同事马拉巴南(Jess Malabanan)死于枪击。

我们还能够平安站在这里,能够继续工作,要感谢的人太多太多。有80多个捍卫全球新闻自由的团体组成“坚守阵线联盟”(Hold The Line Coalition),还许多人权团体帮助我们把声音传递出去。各位也因此付出代价:菲律宾从杜特尔特总统2016年上任以来,至少63位律师遭人杀害,比殉职的记者(22位)还多。菲律宾「#CourageON」人权联盟成员「权利」(Karapatan)有16人不幸丧命。参议员德利马(Leila de Lima)因为向政府究责,已经入狱5年。菲律宾最大电视网ABS-CBN,我曾经带领其新闻部门,在去年失去营运许可。

我参与创办的《拉普勒》(Rappler)今年1月度过10岁生日,我们的目标是要兼顾一体两面,说明今日世局为何问题丛生,法治与21世纪的民主愿景荡然无存。所谓的“一体”是我们的信息生态系,它决定了世界上其他一切事物。其中的一面是新闻工作者,往昔的守门人。另一面是科技,其“神力”让谎言像病毒一样侵袭世人,让我们彼此对抗,引发我们的恐惧、愤怒与仇恨,为世界各地的威权独裁者搭建舞台。



今日我们的当务之急,是转化仇恨与暴力,转化我们信息生态系中泛滥的毒流,那同时也是美国的因特网公司的生财之道:散播仇恨、激出人性最恶劣的一面。这意谓我们必须更加努力:想要成为善的力量(BE THE GOOD),我们必须相信人间有善(BElieve THEre isGOOD)。

我当记者超过35年,曾在亚洲多个冲突地带与战区工作,报导过数百起天灾人祸;我看了太多太多的恶,也记录了太多太多的善,人们一无所有却仍对你伸出援手。《拉普勒》过去5年来饱受政府攻击,却还能够存活,一部分要感谢许多陌生人的善意;他们之所以甘冒风险伸出援手,只是因为他们想要这么做,几乎不求任何回报。

这样的人性能够创造奇迹,这正是我们最美好的一面。但当世界陷入恐惧与暴力,这样的人性也可能消失殆尽。

上一次诺贝尔和平奖颁给在职记者,是1936年的奥西茨基(Carl von Ossietzky),他无法来到奥斯陆(Oslo)领奖,因为他被送进纳粹集中营并饱受折磨。所以我们总算有点进步,因为今天我和穆拉托夫毕竟来到这里!


1936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奥西茨基

今天诺贝尔奖委员会将和平奖颁给记者,象征着我们来到类似的历史时刻,又是民主体制的存亡关头。穆拉托夫和我是幸运儿,因为今天我们能够与各位对话;然而在此同时,还有许多记者在阴暗处遭到迫害,既无从曝光,也无人声援,政府变本加厉却不受惩罚。科技在这方面助纣为虐,为“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赋予新的意义。

如今,我们站在旧世界的断垣残壁之中,我们必须高瞻远瞩、满怀勇气,设想不立即采取行动会有何后果,并进而打造一个理想的世界:更富于同情心、更平等、更能永续发展的世界。

要达到这个目标,请大家问问自己,一如5年前我的团队和我本人的扪心自问:为了追求真相,你愿意做什么样的牺牲?

我想从3个层面为大家说明,我如何将这个问题的答案化为身体力行:首先是我的处境以及受到的攻击如何影响我;其次是我们面临的问题;第三是我们如何找到解决办法,因为我们非找到不可!

在短短不到2年时间里,菲律宾政府10度对我发布逮捕令,迫使我10度缴交保释金——只为了继续做我的新闻工作。去年,我和一位前同事被判网络诽谤罪成立,罪证是我们8年前发布的一篇报道,尽管当时相关法律根本还没立法。我被起诉的罪名林林总总,如果全部成立,我要服刑大约100年。

然而,我越是因为新闻工作遭到攻击,我就越发坚定心志。我亲身见证权力如何遭到滥用。冲着我与《拉普勒》而来的威逼恐吓,只会让我们变得更坚强。



新闻工作的核心是一套荣誉守则(code ofhonor),我的守则来自几个不同世界的层迭累积:来自成长过程,我学习分辨是非对错;来自大学时期,被另一套守则熏陶;来自记者生涯,学习新闻写作的标准与伦理。此外还有菲律宾人所谓的“内心的亏欠”(utang na loob)——在最理想的情况下,会形成一个不断帮助别人的系统。

真相与伦理的荣誉感相互结合,像一枝箭射入这个充斥仇恨、谎言与分歧的时刻。身为第18位女性和平奖得主,我必须告诉各位,性别导向的不实讯息是一种新兴的威胁,让世界各地的妇女、女孩、跨性别者与LGBTQ+造成严重伤害,女性新闻工作者更首当其冲。我们必须遏制甚嚣尘上的厌女现象与仇恨。另一方面,在这股歪风之中,我们还是可以找到力量。毕竟,当你不得不为某件事抗争奋斗,你才会真正认清自己。

接下来,请让我说明我们遭遇的问题,以及一路走来的过程。

针对《拉普勒》的攻击从5年前开始,当时我们要求终结两个领域的为恶不罚(impunity)乱象:杜特尔特的扫毒战争与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的Facebook。时至今日,乱象每况愈下,硅谷(Silicon Valley)的罪孽让美国自食其果:今年1月6日,国会山庄(Capitol Hill)发生暴动。

社交媒体上发生的事,不会只影响社交媒体。

网络暴力也正是真实世界的暴力。

社交媒体是权力与金钱结合的致命游戏,形成祖博夫(Shoshana Zuboff)所谓的“监控资本主义”(surveillance capitalism),采集我们的私生活来换取巨大的企业利益。个人经验被数据库汲取,由人工智能(AI)整理好之后,卖给出价最高的客户。精准投放(micro-targeting)是一种有厚利可图的操作工具,被用来全面削弱人类的意志,打造出一个行为调整系统,让我们沦为巴甫洛夫(Ivan Pavlov)的狗、接受实时实验的对象,也让菲律宾、缅甸、印度、斯里兰卡和许多国家吞下灾难性的苦果。那些倒行逆施的企业长期对新闻机构施以吸金大法,如今更威胁动摇市场与选举的基础。


玛利亚·雷萨与穆拉托夫

Facebook是全世界最大的新闻传播者,然而多项研究显示,在社交媒体上,添加愤怒与仇恨的谎言要比事实更容易散布。

这些美国公司控制了全球信息生态体系,以偏差态度对待事实与新闻工作者。它们在设计的本质上就是要分裂我们、激化我们。

没有事实就不会有真相,没有真相就不会有信赖,没有信赖就不会有公认的现实、不会有民主,就不可能解决攸关世界存亡的问题:气候、新冠病毒、追求真相的战争。

2019年我第一次遭到逮捕时,一名警官对我说:“女士,我只是在执行公务。”然后他压低声音,念出我的法律权利。他显然惴惴不安,我几乎要为他感到难过,然而他逮捕我只因为我是记者!

那名警官是权力的工具,证明了好人也可能变得邪恶,显示了暴政是如何发生。安兰德(Hannah Arendt)讨论邪恶的平庸性(banality of evil)时,也写到人们如何执行希特勒(Adolf Hitler)的命令,职业官僚如何以“我只是服从命令”为由泯灭良知行事。

一个国家、一个世界就是如此丧失灵魂。

如果你在科技业工作,我要叮咛你,你必须清楚知道自己是为什么样的价值奋战,你必须早早画清界线——如果你还没做到,此其时矣:你可能选择善的一方,也可能选择恶的一方。有些政府已经无药可救,但如果你在科技业工作,我要叮咛你。

没有信实可靠的事实,如何能有信实可靠的选举?

明年将举行选举的国家——巴西、匈牙利、法国、美国和我的祖国菲律宾——都必须面对这个问题。菲律宾明年5月9日的总统大选将是国家的存亡关头,35年前“人民力量”(People Power)革命推翻马科斯(Ferdinand Marcos)并迫使其家族流亡海外,如今他的儿子小马科斯(Ferdinand Marcos, Jr.)却是下任总统的热门人选,而且已在社交媒体建立了一个广大的不实讯息网络,2019年被《拉普勒》揭发。

历史,正在我们眼前改变。

为了说明不实讯息为何既是地区问题、也是全球问题,不妨看看2020年9月被Facebook挡下的信息战:利用AI生成的图片建立针对美国大选的假账号、美化马科斯家族的形象、为杜特尔特的女儿助阵、攻击我与《拉普勒》。


穆拉托夫在和平奖颁奖典礼上为雷萨鼓掌

一颗原子弹已经在我们的信息生态系引爆,世界必须像广岛原爆之后一样善后。就像当时的联合国,我们必须建立新的体制;就像当时的人权宣言,我们必须建立新的准则来彰显我们的价值,防范人类向下沉沦。一场军备竞赛正在信息生态系进行,想要遏阻就必须多管齐下、全体参与,出发点则是重建事实。

我们需要的信息生态系,必须完全由事实定生死。我们必须调整社会的当务之急,重建21世纪的新闻业。面对靠仇恨与谎言牟利的监控经济体系,我们必须祭出法规管制与法律惩治。

我们必须协助独立新闻机构存活,首先要加强保护新闻工作者、对抗打压新闻工作者的国家。然后我们要解决新闻业广告营收模式的崩坏,因此我同意出任国际公益传媒基金(International Fund for Public Interest Media)的共同主席,努力从海外发展援助基金(ODA)募集经费。尽管新闻业正遭到四面八方的围攻,但是ODA拨给新闻业的经费仅占0.3%,如果能稍稍提升到1%,一年可为新闻机构挹注10亿美元,对全球南方(Global South)国家而言相当关键。

新闻工作者必须拥抱科技,因此《拉普勒》两个星期前在Google新闻倡议计划(Google News Initiative)协助之下,推出一个旨在建立行动社群的新平台。新闻工作者运用科技不是为了病毒式传播,但就像饮食中的蔬菜一样,让我们运用科技是好事,因为终极目标不只是获利,还包括事实、真相与信赖。

接下来谈谈立法问题。感谢欧盟带头提出“民主行动计划”(Democracy Action Plan),美国准备修改或废除将社交媒体平台视为公用事业的《230条款》(Section 230)。这并不是全盘的解决方案,但至少有所进展,因为社交媒体平台决定了讯息传播的规模。公众辩论聚焦于内容控制的下游议题,但真正重要的操作是上游的讯息传播算法,人为编写,将偏见化为程序代码。算法的主旨是追求获利,由机器做大规模的执行,全球各地都受到冲击:社交媒体充斥着廉价网军,他们破坏民主体制,至少81个国家受害。这种为恶不罚的情况必须遏止。

民主已成为一场女人对抗女人、男人对抗男人的价值保卫战。我们正来到一个“滑门时刻”(sliding door moment),我们可以继续向下沉沦,在法西斯主义中越陷越深,也可以选择挺身奋战,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为了这个目标,各位必须扪心自问:为了追求真相,你愿意做什么样的牺牲?

我并不知道今天自己真的可以站在诺贝尔奖典礼现场。每一天我都面临真实的威胁:余生可能会在监狱中渡过,只因为我是一个新闻工作者。当我回到菲律宾,我也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但我知道,它值得我冒险。

大破坏已经发生,现在我们必须建造,建造一个我们向往期盼的世界。

现在,请大家和我一起闭上双眼,想象那个世界的模样,一个和平、信赖、同理心、激发人性最美好一面的世界。

现在,让我们展开行动,实现梦想。让我们坚守阵线,一起奋斗。(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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