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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跟大家讲一个与近期绑架肆虐情形类似的往事，“菲律宾花木兰”的故事。

昨天上午，菲华社团召开会议，共同探讨近期华人绑架案事宜及应对方式，同时邀请大使馆领导出席参与，菲华商联总会、菲华各界联合会、菲律宾中国商会、马尼拉华助中心、旅菲各校友会联合会等社团及使馆领侨、警务负责人都有参加。

特别是，洪玉华女士也来到现场共同商议，她的到来给这次讨论提供了很多实用意见和建议。

一些年轻的朋友可能不认识洪女士，她是一位母亲，一位民权活动家，是菲律宾华裔青年联合会和菲华历史博物馆的创始人，也被称为“菲律宾花木兰”，是为菲华社会做出重要贡献的一位华人。

稍微跟大家讲讲她的故事。

那是90年代初的事情了，当时华人仅占菲律宾人口的2%，却左右了整个菲律宾至少80%的经济，华人与“富裕”画上了等号，使得那个经济、治安差劲，警匪勾结的年代，出现诸多华人被绑架事件。
当时几乎每隔一天，就有一宗绑架案，一时间人心惶惶，人人自危，所有人都明哲保身，各扫门前雪。
直到1993年1月，一名15岁华人少女被撕票，洪玉华站了出来。

洪女士，之所以被称为“菲律宾花木兰”，就是因为在那个风口浪尖上，她站在了反绑架的最前线，与绑匪展开了漫长的斗争。

她曾在采访中解释到——
当时菲律宾大部分华人都是华商，都比较怕事，不敢发言，媒体找到了在大学教书的我。
作为在这边土生土长的华人，发声既是一种义务也是一种权力。于是当时我与总统埃斯特拉达对话，提出何时能解决绑架问题，他勃然大怒、破口大骂，全程通过电视播出。
这之后，媒体把我推到了“反绑架”华社发言人的位置，事已至此，我也就义不容辞地接下了这个重担。

那段时间，我可能是第一个开始记录这一切的人，因为你在报纸上看不到绑架事件被报道，只能从小道消息听到。在马拉干鄢宫会议上，国会议员居然开玩笑说：别管绑架了，华人总能付得起赎金的。

当时我们也组织恢复治安运动，出钱出力协助受害者报案，这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其实，绑架案之所以一再发生，是华人怕事不敢报案，只想着破财消灾，于是绑匪自然把华人视为软弱好欺的肥羊，破财不但消不了灾还添灾。

后来我们打出了一个口号——华人的问题，是国家的问题。

受害少女出殡日的那天，洪玉华组织华社送殡，共2万人游行示威，发起罢课罢市。

政府应该没想到华人敢这么做，但那时候，大家真的已经受够了，必须团结起来，敦促政府解决此事。
当时洪玉华向政府放话——如果不解决绑架问题，3个月后，华社集体罢税，坚决不纳税。
此话一出，立马引起菲律宾政府的重视。

除此之外，洪玉华还准备了一份央行的调研，向菲政府展示，治安问题会导致多少资金外流。菲政府不得不承认，绑架不仅是华人的问题，而是国家的问题。

洪玉华的出头扛事，使与绑匪勾结的警察对她恨之入骨，洪玉华多次面对来自菲律宾警察的生命威胁。

“当时很多军警牵涉其中，尤其是警察。因为马斯克时代，军警大权在握，有权有势，后来阿基诺夫人恢复民主后，他们的权利和财力被大幅度削弱，为了赚钱，他们就和绑匪串通一气。”

“那个年代没有手机，我的传呼机会收到要绑架我儿子的恐吓信息。我知道是警察打的，因为每天半夜12点开始，每隔一小时就有人打电话威胁我，电话那头还能听见无线电的声音、音乐声，杂乱的人声，这个时间还有那么多人的地方只有警察局。”

那段时间，洪玉华开车会被跟踪，甚至有人会冲她的车撞过去。

她说，我当然也害怕，我的孩子也因此牺牲了很多，我们搬了3次家，有一回搬到一个公寓，发现公寓外面停着一辆没有车牌的轿车，车上坐着4个男人，那一天我们都没敢出门。

这样提心吊胆的日子，她过了三年，最后是军方派军人来保护她。

直到后来，涉嫌绑架的警察逐一被逮捕判刑，肆虐的绑架案用了10年时间，才逐渐开始改善。

这一点，洪玉华显然功不可没。

作为两个孩子的母亲，她顶住了一切压力，组织华人同胞团结在一起，解决困境。在无数人退缩躲藏，寻求自保的时刻，她却说——无论如何，这是我们的Lupang Hinirang（选择的土地），我们同在一个国家，同在一条船上，不要说：为什么是我？而要说，为什么不是我？
真正的勇者，并非无所畏惧，而是有所畏惧，知道后果却仍然逆风向上。

倘若没有洪玉华女士的挺身而出，现在华人在马尼拉的处境又会是如何？

又必须牺牲多少孩子的性命，才能让怕事的成年人如梦初醒，愤而发声？

如今，历史似乎再次重演，我们会做出什么不一样的改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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