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尼拉中国城牌坊

本文是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华侨华人研究院教授代帆老师的作品，原刊于《海外华人研究》第三辑，感谢代帆老师授权发布。

自上个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近四十年里，菲律宾吸引了大批新的中国移民。早期的中国新移民以福建籍为主，他们主要借助亲友的帮助移民菲律宾，这一波移民潮已经持续近四十年。在过去十多年里，来自中国其他地方的移民逐渐增多，并且开始形成他们自己的社团。对福建移民而言，移出地的移民文化与传统，以及移民网络等便利因素推动了他们的跨境流动，而对非福建籍移民而言，他们移居菲律宾往往是出于偶然的原因。不过，当这些中国移民最终决定留在菲律宾长期发展时，菲律宾自身的比较优势在很大程度上发挥了作用。这些来自草根阶层的中国新移民，往往能够利用自身链接中国的优势，将菲律宾变成他们实现人生梦想的“金山”。

一、历史：改革开放以来菲律宾的中国新移民潮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中国与菲律宾双边关系的改善，一批中国人沿着他们先辈的足迹，陆续移民到菲律宾。这一波移民潮的主体是福建人，以家庭团聚为主，因为菲律宾华人中近九成以上是福建移民的后代，而菲律宾政府在1950年完全取消中国移民配额的政策，导致了大量华人家庭的分离。而自90年代中期以来的移民，往往依靠朋友或者同乡的关系，可说是前期移民网络的拓展，虽然移民来源开始多元化，但仍以福建籍移民为主。

在过去十多年里，随着中国人海外投资的扩展以及互联网的普及，又有更多的中国公民前来菲律宾。其中一类是中资企业的外派人员，比如华为、中兴、烽火科技、中国建筑等公司的外派员工，其中不少人在任期满之后可能会选择留在当地继续工作，比如创建自己的公司，比如开办餐馆、旅行社等等。这一群体的来源非常多元化，他们活跃主要活跃在大马尼拉区域的金融中心。此外，在首都马尼拉以外的区域，还有不少中国公民在长滩岛(Boracay)这样的旅游景点，从事旅行社、潜水店等行业，不少中国留学生在学成后也留在菲律宾工作。

第三类群体则是以菲律宾大马尼拉地区的帕拉尼亚克（Paranaque）、马卡蒂（Makati）和马拉翁（Malabon）为主要聚集区从事菠菜业的中国人。在马尼拉国际机场附近的帕拉尼亚克（Paranaque）、金融中心马卡蒂（Makati）以及马尼拉唐人街以北的马拉翁(Malabon)，分布着为数众多的赌场和互联网菠菜公司，其投资、运营到管理，都有大量中国公民的参与，人数据说在10万甚至20万以上。这一数字无法从菲律宾官方得到印证，不过，菲律宾离岸菠菜运营商自2016年末以来，陆续雇用了约20万名劳工，其中多数是中国人。不过由于从事菠菜业的中国公民如此众多，乃至成立了专门服务菠菜人员的中文社区网站博牛网，甚至还有博牛外卖，即为菠菜人员提供快餐外卖服务的网站，在上述菠菜业从业人员密集的区域还衍生出大量中餐馆、超市甚至理发店。

上述三个群体之间的界限并不是截然分明，比如也有不少福建籍人士从事菠菜业，但整体而言三个群体还是展现了相当鲜明的特点。三个群体选择前往菲律宾，并且在菲律宾生活和工作的原因各不相同，不过这一波移民潮都发生在中国经济发展并不断崛起的过程中。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的移民以福建籍为主，而推动因素则主要是家庭团聚，那90年代以来源源不断的中国移民又为何持续发生？这一移民潮又为何拓展到福建以外的其他地区？本研究的对象只针对前两类群体，笔者将致力于观察中国新移民的社会结构与移民动因，回答上述问题。

本研究的主要数据来源是问卷调查和对中国移民的面对面访谈。此外，笔者还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采访了部分菲律宾华人社团领袖和菲律宾华人。

日本经济新闻的书籍显示，2016年至2018年，菲律宾政府共向中国人发放工作签证和特殊工作许可约33.58万份，占外国人许可总数的一半以上。
二、新移民的类型与构成

1.类型

1975年中菲建交开启了新一波的中国移民潮，这一波移民潮以福建籍家庭团聚为主。此前由于菲律宾方面在1950年取消了中国移民配额，正规移民途径已经被中断多年。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这一波移民潮仍然方兴未艾，但在驱动因素上开始发生变化。这一阶段出国的福建籍新移民，更多在在朋友或者同乡的带动下前往菲律宾，可以说是前个两阶段移民网络的拓展。根据菲律宾移民局提供的数据，截至2008年2月，菲律宾共有合法的中国公民44,355人，其中持移民证件的有35,455人。这一群体基本以福建籍为主。

根据菲律宾移民局公开的资料，截止到2014年3月1日，在菲移民局进行年度登记的外国公民共有79,697人，其中中国公民最多，为25,446人，约占31.9%。在留学生方面，截止到2014年5月，中国留学生有1,000人，排在韩国、印度和伊朗之后。截止到2015年2月底，在菲律宾移民局进行年度申报的外侨总共有111,923人，中国公民仍居第一位，达27,834人。2016年在菲律宾移民局进行外侨登记的外国公民总共106,000人，其中中国人有28,189名（另有台湾人6, 680名），其次为美国人（10,980人）、韩国（8,799人）和日本人（5,133人）。在这10万登记的外国公民中，24,514人持有预先办好的工作签证，本土出生的外国公民为18,301人，学生签证为15,765人，与菲律宾公民结婚而拥有永久居留权的有14,060人。另外，还有7,329人在1995年特赦法案（AlienSocial Integration Act）获得永久居留权的外国人。2014-2016年连续三年中国公民不仅在数量上居首位，而且连续三年保持增长。国内外学者在对以上合法或非法中国新移民群体数量的估计，一般都在20万左右。

基本而言，持有移民签证或者获得菲国长期居留权的中国公民可分为如下几大类：

第一，通过特赦获得永久居留权。1988年和1995年，菲律宾政府先后实行两次特赦，赋予符合条件的非法移民以合法居留权，总共有11，000左右的外侨因此合法化，并依照菲律宾法律，为他们的配偶和子女申请到居留权。不过，一些不符合特赦要求的非法中国移民，在旅行社或中国方面的帮助下提供虚假的文件，或者直接贿赂菲律宾的移民局官员，制造虚假的入境记录，为自己或其“直系亲属”获得居留权，具体数目不得而知。如果按照菲律宾非法移民中70-80%是中国人计算，获得合法居留权的主申请人及其“配偶”和“子女”至少在20，000人以上。

第二，投资移民和退休移民。根据菲律宾法律，只要在菲律宾投资7,5000美元，或购买股票、房地产，或者银行存款，就可获得特别投资居留签证（SIRV）。目前给予中国公民的配额是每年五十名，从2003年开始实施。此外，菲律宾休闲退休署还有特别退休居住签证(SRRV)，即凡年满35岁周岁，只要在菲存款50,000美元（可买房），或者只需存款20,000美元（不能买房），即可获得菲国永久居留权。自1987年到2008年3月24日，获得SRRV的中国大陆公民有1662人，加上其家庭成员共4,329人。据笔者在菲律宾的长期观察，申请菲律宾投资和退休签证的中国人，呈不断上升的趋势。因为上述移民签证费用低廉，而且门槛低，手续便捷，不少中国移民在事业起步之初，或者生意步入正轨之后，选择办理合法的移民手续。（2021年5月，菲律宾退休署将SRRV申请者的年龄上限提高至50周岁。两周前聚会时，有位消息灵通、神通广大的朋友说，退休署很可能在明年年初恢复35周岁政策。今年以来，菲律宾披索兑美元汇率一直跌跌不休，为了能更好地吸纳外资促进投资，小马科斯恢复35周岁政策的可能性很高。退休签政策由马科斯于1985年首创，一直标榜马科斯时代是菲律宾黄金时代的小马科斯，通过这一政策试手的可能性不低。而且现在菲律宾参众两院都在小马科斯盟友手中，民间舆论也对他相当友好，如果小马科斯提出来的话几乎不会遇到阻力。）

截至2020年，SRRV持有人的国籍地国排名及数额。

2008年11月，菲律宾总统阿罗约又签署了特别创造就业签证（SVEG）的第758号行政令，并在2009年3月正式生效。根据该法令的执行制度，规定外国人投资的公司每雇用10名菲律宾人，就有一个特别创造就业签证的申请名额。在一家企业公司中行使管理职能并有权雇用、开除或提拔员工的外国人可以申请特别创造就业签证，只要其所在的公司提供担保。

此外，通过与菲律宾公民结婚而获得永久居留权的中国人也为数不少。

非法的中国新移民主要包括如下几种类型：

第一，合法入境，非法滞留当地工作。2005年，菲律宾政府简化中国游客和投资客的入境手续后，来菲律宾的中国人遽然增加。不少中国公民持旅游或劳工签证合法进入菲律宾，然后滞留当地工作，尤其是从事零售业的中国移民。

第二，非正常途径入境。即在菲律宾移民局官员的帮助下经由非正常通关入境，有离境需要时，再通过移民局官员不经过正常手续直接离境登机。因此鉴于部分人出入菲律宾而没有留下记录，即便是菲律宾政府掌握的移民数据肯定也是不准确的，不过这一群体的数量较少。

而且，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移民选择办理投资移民和退休移民，真正在菲律宾非法滞留的中国移民的数量无疑在不断萎缩。笔者在2015年8月对旅菲华侨工商联总会理事会的成员进行的问卷调查显示，除了少数人拒绝回答之外，所有的受访者都表示持有在菲律宾合法居留的证件，这与笔者在多年以前调研的结果完全不一样。调查显示，25%的受访者持有投资签证，11.2%的人持有退休签证。后者因其免税等优惠条件，而越来越受到中国移民的推崇。

1.中国新移民社团

中国新移民组建的社团大致分为三种类型，前两种类型社团仍然以福建籍新移民为主（见表2）。第一类是综合性商会或社团，主要有三个社团，他们的成员并不局限于某个行业或者地域，而是全国性的,比如旅菲各校友会联合会和旅菲华侨工商联总会。第二类指主要由在各购物中心中经营零售业的中国新移民所组成的商会，如一路发、诚昌，都是马尼拉中国城中最有名的几个主要由中国新移民商贩经营的商场。当然，这并不是说这两大类社团就涵盖了所有中国新移民，只是说福建籍中国移民主要加入这两大类别的社团。实际上，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之前由菲律宾华人组成的社团，开始吸收中国新移民入会，如菲华商联总会、菲华各界联合会等等。此外，一些传统的基于地缘和姓氏的宗亲社团，现在开始吸纳越来越多的福建新移民，比如戴氏宗亲会、黄氏宗亲会等。第三类则是一些地域性的新兴商会，比如成立于2017年12月的菲律宾湖北工商总会，但是其规模都还非常有限。

三、移民原因

20世纪以来，随着民族国家的大量出现，国际移民与主权国家的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对国际移民的研究也出现了空前繁荣的景象。国际学术界从人口学、地理学、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角度对国际移民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各种理论也层出不穷，如推-拉理论（Push-pull theory）、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Neoclassical Economics)、新经济移民理论(New Economicsof Migration)、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Segmented Labor-Market Theory)、世界体系理论（World Systems Theory）和移民网络说(Network Theory)、累积因果关系说(Cumulative Causation)等等。这些理论丰富了世人对国际移民的认识，鉴于目前国内外学者对这些理论已有引介和评论，笔者在此不再赘述。笔者要强调的是，这些理论确实能够解释诸多移民现象，但因其大多基于经验研究或者个案研究，如世界体系理论、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和新经济移民理论从宏观层面上解释了发达国家吸引外来移民的原因，因此并不能解释或者涵盖当今世界复杂的移民现象，诸如工资和收入水平差距、经济平衡等概念皆出自对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移民经验的概括，却不一定适合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移民体验。以中国为例，除欧美发达国家之外，就连类似菲律宾、南太平洋上的一些岛国等不发达国家也成为中国新移民的目的地。而中国学界现有的对中国移民现象的研究及相关理论探讨，大多仍集中在发达国家的中国移民，而对不发达国家的中国新移民的研究则相对欠缺。

鉴于此，笔者将综合运用已有的国际移民理论，结合笔者的实地调查和访谈，从移出地和移入地双向的角度探讨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人移民菲律宾的原因。

1.社会资本：历史、文化与移民网络

移民网络说认为，移民网络就是通过亲情、友情和乡情等方式将原居地和目的地的移民、以往移民和非移民联系起来的一系列人际关系。这些关系的存在被假定为因提高收益、降低成本和国际移民的风险，而增加了对外移民的可能性。与菲律宾历史上的中国移民相比，7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新移民的来源相对要广，包括来自辽宁、山东、江苏、上海、广西等福建以外的省份，不过，福建——尤其是泉州地区的移民仍然是菲律宾中国新移民的主体。比如，根据笔者在2015年8月的调查，旅菲华侨工商联总会理事会的成员，97.2%仍然来自福建。在被问到移民到菲律宾之前是否有亲戚或朋友在菲律宾时，58.3%的受访者有亲戚在菲律宾，亲戚和朋友都有的比例比为22.2%，只有5.6%的人既没亲戚也没有朋友。

无疑，历史上形成了移民网络构成了当今移民潮的基础。而随着大量中国人逐渐外移，通过跨越国际空间的社会关系的建构，移民过程得以自我维系，并且进一步鼓励了以家庭团聚、亲友、同乡关系为基础的连锁移民。这种移民网络的不断扩大和发展，从而成为潜在移民可资利用的“资本”。

早期移民留给后续者的不仅仅在于移民网络，还在于这些移民在海外奋斗、发迹等或真或假的故事所构建的、不同于其他区域的移民文化和社会氛围。累积因果说的后现代主义者认为，人口、商品、思想的流动在迁出国和迁入国创造了一种包含价值观、行为和态度的新的跨国文化，并因此形成一种新的、相当自主的跨越国境的社会空间。这种跨国文化改变了移民行为发生的背景，使国际移民得以强化并且延续。比如说移民展示了一种得到广泛认可的、他人想要仿效的生活方式。通过消费和购买能力，物质上成功的移民起到了一种强有力的示范效应，尤其是对年轻人。

从这一假设出发，长期的、大规模的移民实践无疑深刻影响了福建侨乡地区的社会文化，影响了在这种文化和社会氛围中耳濡目染的个体。在笔者的采访中，部分受访者表示，尽管在移民之前对菲律宾一无所知，但早期移民成功的示范效应，以及更早时候老华侨或者菲律宾华人衣锦还乡的诱惑——包括他们在祖籍地所受到的种种尊重，通过捐赠家乡公益事业而享受的种种赞誉，以及新时期新移民海外创业的传奇故事，构成了一种对异域的美好想象，从而成为他们改变现状、移民海外的强大动力。部分受访者还表示，尽管目前福建部分地区的经济状况不错，吸引了很多外地人前去打工，但对福建本地人来说，打工并不是一件体面的事情，他们梦想的是自己当老板。在菲律宾，即便是经营零售店，也毕竟是当老板，身份不同了，这可以说是典型的“宁为鸡头，不为凤尾”的面子思想在作祟。这种攀比的思想可能也是侨乡移民文化的一部分。

因此，在福建侨乡地区因历史原因形成的移民网络，以及与此伴随而生的移民文化，构成了该地区居民移民海外的“社会资本”，是保证移民得以延续到内在机制。相比之下，对中国内地贫困地区的居民来说，他们既没有受到移民文化的浸染，又缺乏移民网络的支持，除非有特别的诱因，如海外招工或者其他经济机遇，否则难以形成一定规模的移民。因此，Piore强调收入并不是分析移民原因的关键变量，从个体所处的社会背景出发，可以更好地理解移民现象。

2.中国城：福建移民网络的优势

自16世纪以来，移居菲律宾的华人被当时的西班牙殖民统治者赶到马尼拉帕希格河（PasigRiver）北岸的 Binondo区聚居。此后经过数百年的长期移民，逐渐形成今天规模庞大的“中国城”（Chinatown）。作为一个容纳菲律宾华人和海外中国人的移民网络和社区，它今天依然是吸引中国新移民的强大“磁场”，为中国商人的生活和商业提供了便利。

这种优势首先表现在语言上。尽管身在海外，但聚居在Binondo老唐人街的福建籍中国移民，仍然使用闽南语作为他们主要的工作语言（图1），因为无论生意上的伙伴，还是日常生活中的交往对象，都以中国商人或菲律宾华人为主，只有非常少的人能够熟练的掌握和运用菲律宾他加禄语和英语（表3）。其次，中国商人大多经营杂货零售店——其进货渠道和商业信息来源主要依靠群体内部，因而通过电子计数器或者聘请菲律宾店员，他们能在很大程度上跨越零售环节的语言障碍。

其次，基于移民网络和传统文化而形成的信用是在中国城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法则。很多福建移民在抵达菲律宾的数周甚至数天之内即可开始自己的零售生意，即便他们并没有雄厚的资金，这是因为信用作为传统中国人的经商准则，在中国城的福建移民网络中仍然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依靠亲朋好友或自身的信用，任何人都可事先设定好还账的期限，从批发商那里赊货来进行无本销售。还账期限少则一个月，多可达4、5个月。而一旦无法按期还账，信用崩溃，对生意者而言就是致命的打击，但绝对多数人都非常珍惜这种信用。这很可能因为，作为离开原有生活场的外来移民，他们在海外所能依靠的资源有限，而信用则可确保他们在资金不足的情况下维持商业运转。一旦信用受损，在资源与人际关系都有限的情况下，可能对他们的商业构成致命的打击。这在客观上迫使他们重视信用在商业领域中的作用。

中国城的网络优势还表现在人际关系、信息与货流领域，这甚至是菲律宾本土商人所无法获得的竞争优势。在中国城所在的Binodo-Divisoria地区，大量的购物中心如168、Divisoria、Tutuban、Baclaran、Quiapo等构成了一个商业网络，新移民“足不出城”就可以在这里获得大量的商业信息和足够的货源（主要是中国商品）——除了对本地市场的依赖。正是这种移民网络提供的便利，降低了移民后海外生活的风险，从而刺激了一大部分人的移民冲动。

宿务138批发商场

3.网络的拓展：族群经济

在马尼拉的Binodo-Divisoria地区，自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陆续兴建了很多商场（shopping mall），比较著名的有168（一路发）、Divisoria、Tutuban、Baclaran、Quiapo等，这些购物中心看上去与浙江义乌的小商品市场没有任何区别，其中的商铺差不多90%以上为福建籍中国人所拥有，经营零售店铺成为绝大多数中国小商人的职业（61.8%）。虽然也有相当比例的新移民经营公司（35.3%），但大多属于贸易型公司，兼营零售和批发，如中药店，而生产型企业较少。不过根据笔者2015年对旅菲华侨工商联总会的调研，其中45.9%的人有自己的公司。此外，他们还是供给全菲各地货物的批发商。据说菲律宾约70%的货物，都来自该地区的批发商，而这些批发商中新移民占了很大的比重。

问题是：为什么大多数福建籍新移民在菲律宾选择经营零售店？是结构性因素还是文化环境因素的影响？结构性因素包括族裔群体在侨居国的社会地位、侨居政府的移民政策，以及主流社会对他们的接纳程度等等。

笔者认为，福建籍中国新移民之所以主要选择零售业，除了上文提到的成本低、投入少、赚钱快以外，还有他们自身的原因，如教育程度低、缺乏技能和足够的资金等，同时也还受结构性因素和文化环境因素的共同影响。首先，由于福建新移民大多来自福建省的乡村地区，经济能力一般，因缺少资金积累，大多数人只能选择成本低、投资少、操作简单且赚钱快的零售店铺生意。据笔者的抽样调查，福建籍中国新移民大部分来自中国的农村地区，来自城市的比例相对较小（表5），且大部分人家境一般，鲜少接受高等教育（图2）。其次，大多数菲律宾中国新移民在早期都不具备合法的证件，他们在公司或企业里获得职务的机会也就较少。此外，尽管菲律宾政府对外国人零售也做了非常严厉的限制，但因菲律宾政府执法不力，更因为中国新移民凭借网络的支持，仍然可以轻易获得零售营业执照——包括使用他人的经营证件。其三，前期移民的示范作用、中国城传统的小商业模式，以及移民网络共享的资源与人脉，与中国联系的便捷，都推动了新移民在创业伊始，习惯性地选择零售业，于是出现了今天马尼拉Binodo-Divisoria地区中国新移民大规模积聚于零售业的现象。最后，正如前面已经提到的，经营杂货零售虽然辛苦，但毕竟是自己当老板，而且收入会比替别人打工更高。因此，一些人即使暂时在社团或者公司里任职，一旦时机成熟，也会选择辞职创业（self-employ），仅靠工资收入（wage employment）生活显然不是他们最初的移民理想。另根据Portes 和Rumbaut1997年的数据，在美国的日本人、印度人、韩国人和华人与其他少数族群相比，拥有自己公司的比例最高。对此最为普通的一种解释就是文化。

不过，族群经济对潜在移民的“拉力”不能过分夸大。毕竟中国新移民的目的地还包括了这样一些国家：历史上既没有大量的华人移民，现实中更无族群聚居区或族群经济。对机遇的向往，以及移民自身所富有的冒险精神似乎也是不可或缺的。

宿务科隆街五叉路口，周边区域是中米沙鄢最大的商品集散地。这里的大部分铺面的老板是华人，而大部分商品来自中国。

4.“拉力”：菲律宾的比较优势

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认为，国际移民取决于当事人对付出与回报的估算，如果移民后的预期收入明显高于为移民所付出的代价，移民行动就会发生。当然，移民对回报与收益并无法做精确的估算，往往只是对未来收益的一种预期，因而带有一定的风险。笔者认为，移民个体会倾向于选择充满机遇的地方，这样的地方未必一定是工资水平最高或者富裕的地区，而是能够实现移民预期的地方，即对未来收益的预期引导了移民的流向。对中国新移民来说，菲律宾就是这样一个地方，虽然落后，但充满了机遇，只要努力，就能够实现预期的收益。当然，这样的预期乃是基于一系列现实条件，即菲律宾的比较优势和特殊机遇。

在笔者的访谈和调研中，绝大多数受访者都谈到了以下一些共同的优势：

——成本优势。大部分受访者表示，在中国大陆做生意成本太高，如商铺租金高，租期偏长，普通人在创业初期无法承担过高的费用。而在菲律宾，商铺费用低，租期灵活，可以较低的资金启动生意。因此不少新移民在抵达菲律宾一周之后即开始经营杂货零售店。

——菲律宾人购买力强。受访者表示，菲律宾人天性乐观，不管富人还是穷人都喜欢消费，而且购物爽快，不像中国人和菲律宾华人那样习惯精打细算，因此整体购买力非常可观。向菲律宾人，尤其是菲律宾迅速壮大的中产阶级销售来自中国的便宜商品蕴含着无限的商机。

——菲律宾商业竞争程度。吴文焕在谈到菲律宾华人的经济优势时认为，华人长期以来形成了一种商业传统和浓厚的商业气氛，由此使华人在商业上处于优势地位。其实无论是华人还是中国人，和菲律宾人相比，他们似乎更具有商业意识。很多受访者表示，由于菲律宾人的商业意识不那么发达，本地的商业竞争也不如中国内地激烈，市场成功者也不会像中国那样引发大规模的同行模仿行为。只有大脑灵活，工作努力，凭借移民网络的支持，他们可以做到小本谋大利。

——信誉好。这是绝大多数中国新移民所公认的。他们认为，无论是菲律宾华人还是菲律宾人，他们的信用普遍较好。

----生活简单，压力小。几位湖北籍贯的受访者表示，在中国做生意太累，手机必须24小时开机，平常晚上和周末往往还要陪客户，而在菲律宾做生意，晚上和周末都是自己和家人的，生活简单，即使挣钱不多也很开心。

——宽松的执法空间。在不少国家，受法律所限制，非法移民只能打黑工。而在菲律宾，尽管法律对外国人从事零售做了非常严格的限制，但实际大量中国新移民都在从事小商品零售，菲律宾政府对此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此外，向官员和警察行贿，在菲律宾几乎是公开的秘密。不少新移民坦承，只要有钱，在菲律宾就没有办不到的事。

疫情前的科隆街夜市

5.偶然因素

如果说福建籍移民受到移出地的移民文化和传统、移民网络，以及移入地的族群网络和族群经济的带动，他们能够实现移民并且迅速融入华人社会，那么来自中国非传统侨乡的中国移民，又何以实现这种跨境的人口流动呢？

如前所述，非福建籍中国移民群体无论是来源，还是在菲律宾从事的职业都非常广泛，虽然他们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高于福建移民群体，但整体而言他们又远非技术或者资金移民那样也有雄厚的资本，在很大程度上他们也仍然属于草根阶层，促成他们移居的因素相当多样且具有偶然性。比如，一些中资企业的员工，在任期满之后会选择在菲律宾当地继续工作或者创业，又或者一些人漫无目的地来菲律宾“看看市场”，结果萌生长期定居的打算。

总的来说，他们最初出国的行为具有较大的偶然性，但是选择长期定居或者经商，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菲律宾本身蕴含的商机。一些受访者表示，菲律宾基础设施落后，和中国相比在很多地方较为落后，但正是这样的地方，中国人可以利用他们掌握的较为先进的信息，发现菲律宾市场的商机，菲律宾因此成为他们发财致富的“金山”。

科隆街附近的董杨宗亲会

四：案例

1.从技术员到老板

1984年，在福建从事农业工作的施先生持技术签证前来菲律宾，他先是帮菲律宾的亲戚经营农场，自己租地做温室种菜。积累了一定的资金之后，施先生开始从事农药、肥料和种子的零售及批发，然后生意一步步扩大，现在则主要从事海产品的进口和销售，同时还经营有养殖场和制冰厂。除了养殖场之外，其主营业务仍然在中国城区域开展。如今，当初的白手起家的施先生已然事业有成。几年前，施先生在与中国城一河之隔的西班牙旧王城（Intramuros）购置了一块地皮，建了一座四层楼的豪宅。

施先生的妻子是菲律宾华人，因此施先生在菲律宾所有的商业和产业都以妻子的名义开展。夫妻俩育有四个小孩，目前都是菲律宾国籍。

为了更好地维护在菲中国新移民的权益，2007年，施先生与一众福建移民一起成立了菲律宾第一个专门由中国新移民组成的社团----旅菲华侨工商联总会，并担任第一任理事长，随后又代表该商会加入菲律宾华人社会最具代表性的社团菲华商联总会。施先生依然持中国护照，每年多次回大陆参加活动，但在菲律宾生活三十年多后，施先生已经能说非常流利的菲律宾语，工作和生活已经与菲律宾华人社会融为一体。

科隆街附近的中餐厅闽南小吃

2.湖北人在菲律宾

王先生来自湖北，中学毕业后来广州做生意。2009年，因生意不景气，刚好朋友的朋友在菲律宾开公司，于是抱着散心和随便看看的目的前来菲律宾，孰料从此就待了下来。

王先生最初在朋友的公司工作，2012年之后，王先生开始经营一家小的中餐馆，到如今已经拥有三家中餐馆，包括在中国新移民中较受欢迎的聚湘阁和黄鹤楼，以及一家装饰公司，业务蒸蒸日上。

王先生的妻子是菲律宾本地人，因此他得以在菲律宾扩大其商业机会。王先生认为，菲律宾最近几年经济形势好，各行各业都处于上升的趋势，可以说是商机无限。为了团结在菲律宾的湖北人，2018年5月，王先生联合一群年轻的湖北人，创建了菲律宾湖北工商总会暨菲律宾同乡总会，并出任会长。

王先生的工作和生活伙伴很多都是湖北人，但作为中国移民中的少数群体，王先生和他的社团与福建籍为主的中国新移民社会以及菲律宾华人社会都维系着良好的互动。

菲律宾小伙在科隆街一家鞋店自拍
五、结论

因此，移民不一定沿着从低收入国家到高收入国家的路线。尽管菲律宾存在绑架、腐败、基础设施落后等等迫使菲律宾人离开他们的祖国而移民他国的原因，但中国移民在这里看到了更好的商业机会，增长和发展的潜力。

尽管诱发福建籍移民和非福建籍移民的原因，以及移民机制存在较大的差异，即前者更多依靠地缘、血缘等传统的移民网络以及菲律宾本土的移民族群经济，后者因为来源更多样性，其移民更具有偶然性的因素，但无论来自福建，还是湖北或者中国的其他地方，中国移民往往能够利用自身链接中国的优势，将菲律宾变成他们实现人生梦想的“金山”，这也是当今世界范围内中国新移民谱写传奇的普遍模式。

不过，与欧美国家的中国移民相比，菲律宾的中国新移民的地位又是脆弱的。原因在于，大量中国新移民所从事的零售业并不被菲律宾政府所允许。比如说，菲律宾国家调查局、移民局或税务局等机构对中国城购物中心发动的各种检查和搜捕活动，往往乃是因为受到菲律宾零售商协会、菲律宾劳联等机构对中国商人不公平竞争或剥夺本土人就业机会的投诉。长期以来，中国城的中国新移民饱受类似活动的侵扰，而自2018年以来，菲律宾政府已经多次在中国城对从事零售业的中国新移民进行抓捕，这无疑会影响福建籍移民在菲律宾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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