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9月，菲律宾青年访问团在韶山毛泽东故居门口（来源：弗洛克鲁兹图书馆）。

本文是暨南大学代帆教授《菲律宾的中国通》一文的第二部分，包括CNN北京分社社长吉米和菲律宾大使罗玛纳的故事，阅读前文请点击《超越长城》。感谢代老师授权发布。

改变中国的77级

1971年8月21日，20岁的年轻大学生吉米·弗洛克鲁兹(Jaime Flor Cruz)刚从菲律宾理工大学毕业，受中国人民友好协会的邀请，与左派学生、反马科斯总统的活动分子----如菲律宾大学学生会主席埃里克·巴库里纳奥（Eric Baculinao），一行15人登上前往中国的航班，参加为期三周的旅行，年轻的吉米希望藉此看看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以及社会主义建设。当时，菲律宾和中国之间并没有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前往中国大陆旅行是违法的，菲律宾护照上这样警告：“前往中国、苏联和其他共产党控制的国家无效。”

就在8月21日晚，在马尼拉唐人街附近米兰达广场举行的选举集合发生爆炸，造成6人死亡，近百人受伤。当天晚上，马科斯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暂停了人身保护令，马科斯总统因此下令警察可以在不通过法庭的情况下逮捕和拘留任何人。飞往中国的15人中，不少人已经被列入马科斯政府的黑名单，这也就意味着回国后可能人身安全得不到保证。最终，访问团中的5个人就留在了中国，其中包括吉米、齐托·罗玛纳（Jose Santiago “Chito” Sta. Romana）和埃里克·巴库里纳奥（Eric Baculinao）。一年之后，马科斯正式宣布军事管制，长达十多年的独裁统治拉开序幕，年轻的吉米不得不在异国他乡开始十多年的漂泊，直到1983年才得以回国探亲。

吉米的回忆录：《77级：我的同学如何改变中国》
1977年是中国教育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中断12年之久的高考在这一年恢复，吉米得以进入北京大学历史系，学习中国历史，和现在的总理一起成为文革后北大第一批大学生。也正因为如此，吉米于2022年的回忆录就命名为《77级：我的同学如何改变中国》（The Class of 77: how my classmate change China）。吉米在书中写道：“如果1971年8月21日我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错误的地方，这次我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正确的地方，坐在前排，目睹一个超级大国的觉醒和崛起。”在此之前，吉米先后在湖南的国营农场和山东的渔业公司工作，通过劳动来“改造”自己。对在中产阶级家庭长大且习惯家佣照顾的吉米而言，繁重的劳作确实是一种挑战。

劳动之余，吉米通过抄写一本充满毛主席语录的英中词典来学习汉语，并以此缓解自己的孤独和思乡之情。吉米说，当他们的拖网渔船在海上抛锚时，他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寺庙里的和尚。经过近三年体力劳动的磨练，1974年回到北京后，吉米又开始进入北京语言学院学习中文，这时的吉米已经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时尚的牛仔裤也换成了当时中国流行的宽松的蓝色裤子。吉米说：“在经历了这些之后，似乎没有什么能打败我”。

当然，在1975年菲律宾第一夫人伊梅尔达·马科斯访问北京时，年轻的菲律宾人本来有机会早点回到菲律宾。但是吉米指出，伊梅尔达想把这些菲律宾学生作为政治战利品带回菲律宾，高傲的学生们于是拒绝了伊梅尔达的提议。随后，他们选择像百万中国年轻人一样，到中国的农村去改造自我。这群菲律宾年轻人在农村挖沟渠、修路、种植水稻、喂猪、采摘茶叶和水果，乃至挑粪到农田作为肥料，

1979年穿着时髦的吉米在北大未名湖畔（来源：弗洛克鲁兹图书馆）
在北大读书期间，吉米还找了一个中国女朋友。1982年，吉米从北大毕业，开始为美国《新闻周刊》工作，后来又成为美国《时代》杂志北京分社的记者，再后来开始为CNN工作。向西方世界报道和介绍中国，就成为吉米终其一生的职业。同行留在中国的五个菲律宾学生，吉米、齐托和埃里克·巴库里纳奥最终成为西方主要媒体驻北京分社的社长。在外国记者团中，他们被亲切地称为“菲律宾黑手党”。

吉米见证了中国从七十年代的混乱，到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再到21世纪中国经济的崛起，直到2015年，吉米才从CNN北京分社社长一职退休。尽管自80年代以来，吉米已经可以自由返回菲律宾，但他仍然坚持在中国工作三十多年。乡下的劳作、大学的学习，以及几十年的记者生涯，让吉米对中国社会有着深刻的认知和了解，这一切都体现在吉米的回忆录中。

在中国生活了50年后，吉米仍然认为自己是真正的菲律宾人，但他视为第二故乡的中国已经为他敞开了大门。在重回北大做访问学者期间，吉米忍不住把自己想象成安葬在北大校园里的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一个在某种意义上属于两个国家的人。吉米写道：“我是一个菲律宾人，我发现自己在一个动荡的中国，在它努力寻找现代灵魂的同时，我也看到它在世界上繁荣起来。”

2016年吉米在中菲关系研讨会上演唱中文歌曲
我忘了和吉米最早在哪里见过面，但印象最深刻的是2016年。那一年8月，我和菲律宾中华研究学会共同在马尼拉香格里拉酒店举办学术会议。中场茶歇时，吉米主动站出来，用简短的语言表达他对第二故乡中国的热爱，并用中英文为我们演唱中国和菲律宾的歌曲，为会议增色不少。

退休后的吉米终于回到了马尼拉，但他与中国的缘分从来不曾中断，毕竟在华五十年，让他所有的一切都打上了深刻的中国烙印。吉米依然活跃于各种论坛和会议，向外界介绍中国。2022年6月，吉米开始担任菲律宾中华研究学会的副会长，他将继续延续与中国的缘分。是的，吉米似乎从未离开中国，中国依然是他生活的全部。

年轻时的齐托、巴库里纳奥、吉米在北京的合影（本图源自网络）
从左派到大使

同为左派学生，齐托·罗玛纳（Jose Santiago “Chito” Sta. Romana）的人生轨迹与吉米有着众多相似之处，甚至可以说，吉米、齐托等人的故事共同构成了上个世纪70年代菲律宾左派学生运动乃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方面。在1971年8月31日的中国之行中，齐托担任菲律宾访华团的团长。因为齐托的稳重与威信，在中国之行前，吉米甚至邀请齐托与父母一起吃饭，以说服父母同意其远行。因为同样的原因，齐托不得不滞留中国，学习汉语，为西方在华媒体工作，并在1989-2010期间担任美国广播公司（ABC）北京分社社长。除了1987-1989年在美国攻读国际关系硕士之外，齐托在中国度过了大半生。

年轻的齐托是70年代菲律宾学生运动中的风云人物，尽管就读于菲律宾著名的私立贵族大学----德拉萨大学，作为校学生会主席，齐托参加反对马科斯的左派学生运动，领导菲律宾民主运动（Movement for a DemocraticPhilippines），并参与1970年1-3月称之为“第一季风暴”（The First Quarter Storm）的民主运动。第一季风暴也掀起了70年代菲律宾国内反马科斯运动和混乱的序幕。

齐托和吉米与1970年参加反马科斯“第一季风暴”的活跃分子（来源：弗洛克鲁兹图书馆）
1975年之后，齐托和埃里克本来计划到北京大学攻读哲学，但由于计划调整，齐托和埃里克选择到湖南的一个农场从事劳动。劳动之余，他们学习和研究各类政治和国际问题，加深对中国问题的了解。在纪念齐托的文章中，埃里克写道：他（齐托）保持着谦卑，对所有的人都保持着热情、平等和尊重，而不考虑他们的社会地位，多年来他一直与普通农民和基层工人打成一片。在中国农村的生活非常辛苦，与齐托一起流亡中国的菲律宾人埃里克·巴库里诺这样评价齐托：“回顾过去，虽然我们被迫流亡，但我们也把它变成积极的东西——这是一个深入研究中国独特发展模式的难得机会。它告诉我们，理论研究必须帮助改变世界，造福人民……这一实现为齐托了解中国铺平了道路，并最终通过持续和艰苦的努力，为他后来未来成功的担任大使一直提供了专业知识。”在中国期间，齐托掌握了中文，深入了解中国历史和政治，这一切为他日后无论是作为记者还是外交官都打下了了扎实的基础。

活跃在中国的菲律宾记者：齐托、吉米、埃里克（“菲律宾黑手党”）（来源：弗洛克鲁兹图书馆）
2010年，齐托从美国广播公司北京分社退休后，回到了马尼拉，并在2014-2016年期间担任菲律宾中华研究学会的主席，正是在这一期间，我们开始有更多的交集。齐托经历了中国的巨变，他总是惊叹中国的巨大的发展变化。我们每次聊天，齐托总是笑眯眯地跟我说：Fan,你们这一代中国人和以往真的不一样了。尽管在2016年之后齐托才成为正式的外交官，但他身上似乎天生有一种外交官的气质。我们每次聊天，他总会保持微笑，专心地点头。在我看来，长期在中国的生活，让齐托深谙中国文化的含蓄与委婉。我注意到齐托从来避免公开批评中国，他总是很试图委婉的提出不同的意见，并且避免激化矛盾。2013年初，菲律宾阿基诺三世政府将中菲之间的海洋争端单方面提交给海牙仲裁法庭，导致中菲关系急转直下。12月，我在马尼拉参加菲律宾中华研究学会组织的中菲战略对话，在私下里我问齐托对南海仲裁案的看法。齐托略微沉思后说：中国文化很讲究面子，把争端公开会绝不是解决矛盾的好办法。

2016年7月底，暨南大学菲律宾研究中心和菲律宾中华研究学会合作，在马尼拉的香格里拉酒店举办中菲关系研讨会，当时我和齐托分别作为中菲双方的主持人在会上发言。在会后，齐托再三向我感谢，认为我们的会议办得非常成功，加深了菲律宾社会对中菲关系的理解。尽管这时杜特尔特已经就任总统，并且对外释放改善中菲关系的信号，但始终无法迈出关键一步。8月，齐托和菲律宾前总统拉莫斯作为菲方代表，与前外交部副外长傅莹，以及中国南海研究院的吴士存院长，以朋友身份在香港见面，率先开启了中菲关系的破冰之旅。几个月后，齐托就被任命为菲律宾驻华大使，开始了他人生的另一个阶段，而此时他已经年届70岁。在他之前的两位驻华大使履职时也都70岁出头，由于工作压力而不得不缩短任期，此时齐托接任驻华大使一职，可谓迎难而上。

2016年齐托和我在马尼拉香格里拉酒店共同主持中菲关系研讨会
在齐托担任驻华大使期间，中菲两国克服分歧与障碍，取得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成绩。菲律宾外交部部长洛辛称赞齐托为“菲律宾外交部门的宝贵资产”。在去世前几天接受采访时，齐托表示，担任驻华大使是一种“罕见的特权”，能够为两国关系的“转变和重大改善”做出贡献。“但如果有一件事让我感到自豪的话，那就是：在建立菲律宾和中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与合作的桥梁中发挥了一线作用，超越了任何差异，为地区的稳定和繁荣做出了贡献。毕竟，如果不为人民服务，促进国家利益，外交还有什么用呢？”齐托非常重视中菲之间的民间交流，在很多场合，齐托都再三强调中菲之间一定要加强民间友好往来和相互认知。

齐托多次嘱咐我到北京时一定要联系他，可是他公务繁忙，我每次去北京也行色匆匆，所以似乎每次见面都是在马尼拉。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在2019年10月，当时我受菲律宾新联工会委托，组办2019年菲中经济合作论坛，此时刚好齐托回国述职，于是我代表会议方邀请他参加第二天新联工会的纪念庆典活动。我们在马尼拉大酒店有过短暂的交流，约好回中国后见面，孰料这竟是我们最后一面！           

4月初安徽黄山，齐托、菲律宾驻中国大使馆职员与访华的时任菲律宾外长洛克欣的合影。这是齐托在公开场合留下的最后一张留影（源自齐托的Facebook）。
在中菲关系中，像齐托这样在中国生活五十年、了解中国和中菲关系的人士并不多见。因此齐托的离世，无疑是中菲关系的巨大损失，而他传奇般的经历，也构成中菲关系中的一段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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