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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SING 8》:失踪的不只是八个人,更是菲律宾的正义

《On the Job--missing 8》是最新上演的一部菲律宾电影。

本土制作,本土演员,相比起好莱坞的大牌制作和国际巨星,这部电影在票房上并不占据什么优势,即使在其故乡菲律宾,上座的院线只不过寥寥数家。

这是一部描述本土腐败政客与黑帮题材的电影,港台译名为末日杀神2,个人觉得还是原始译名——失踪八人,更符合原电影主旨。

早在杜特地总统上台之前,菲律宾导演埃里克马蒂(Erik Matti)就拍了《On the Job》第一集,通过政治家族的话事人,在市长期间指示警察收买囚犯,肉体剪除除政敌的暗杀黑幕,对于菲律宾的腐败和政治黑色逻辑充满了嘲讽;杜特地上任大总统后,导演直接拍了部《Buybust》怒怼反毒战争的腐败;直至其卸任后,导演有一口气拍了《On the Job》的续集——失踪八人,在续集里,导演将政治家族,警匪一家,枪杀与灭口等菲律宾的政治痼疾糅合到黑帮电影里,试图通过这些草蛇灰线,描绘出菲律宾政治的黑色,白色和灰色。

SO,从某种角度而言,这部片子不像是黑帮片,更像是政治片。

电影的背景是拉巴斯市(La Paz),由市长佩德林·尤西比奥(但丁·里维罗饰)统治,这位外交王朝表面上深受爱戴,自诩为打击犯罪和腐败。实际上,尤西比奥政治家族统治下的拉巴斯市,如同其家族内部的衣钵传人一般,正在深陷泥潭。



电影里面,作为家族的对立面,表面看是市长竞争候选人,实际是包括了媒体在内的普罗大众,当金字塔顶部的统治者面对充满不满情绪的底层民众,以及无法完全掌控的媒体时,他所应对的每一步,以及产生的演化后果。

通过这一连串的演化,菲律宾政治与社会互动的各种调性,以及黑金政治运作的腐败逻辑,被一幕幕无情的拆解开。

作为家族帝国的话事人,虽然老市长无法完全掌控媒体,但是通过对媒体机构的广告商的操控,以及影响统战中立方的传媒人,不断地扭曲公共叙事,以使大众的舆论对自己有利。

作为无法收买的媒体代表,阿内尔·潘甘(克里斯托弗·德莱昂饰)是他身边的一根刺,他是一家苦苦挣扎的报纸的老板,该报纸经常发表文章,指责老市长尤西比奥和他的亲信。

既然无法收买,那就肉体消灭,这是菲律宾公认的社会潜规则。

SO,老市长轻车熟路,稍微一暗示,即有黑警串通监狱管教,临时释放当地监狱囚犯进行暗杀,暗杀的杀手之一,引人注目的断鼻子的罗马卢比奥(丹尼斯特里洛),就在这种杀人和目睹同伴被事后杀人灭口后,逐步走上了自我觉醒和救赎之路。



报社老板潘甘是杀手的预定目标,但由于命运的残酷转折,当他开车与凶手相遇时,车上还有其他七名乘客,即是朋友也是好同事,还包括一个孩子。

失踪的八人,最后连同被自动步枪打成筛子一般的SUV,一同埋在一个事先挖好的深坑里,与香港黑帮片古惑仔里只是用铁锹挖坑不一样的是,菲律宾的道具更夸张,直接挖掘机上场,成流水线化运作,杀手完成任务,拿到赏金,脱下便装,换成囚服,重新回到牢房,假装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只有受害者的家属们,愤怒的通过网络,寻找失踪的亲人,以及不知何时才能知道的真相。

失踪人口,了无下文,呼唤正义,有罪难罚,在菲律宾,已成为社会长期悬而未决的某种痼疾,无论是失踪一个人,还是一车人,都只是菲律宾浩如烟海的失踪人口录中的一个统计数据而已。

好朋友的失踪,让同为媒体人的好友萨拉斯司索(Sisoy Salas(约翰艾瑞克拉扮演John Arcilla)悲痛的同时,重新思考他的亲政府观点,在帮助好友清理遗物的同时,种种蛛丝马迹又指向了高高在上的统治集团,残酷的真相与危险的杀机并存,是屈从与现实,按照老市长的喜好去收编媒体成为喉舌,还是独自探寻真相,踏上危机四伏的真相寻求之路?

毫不奇怪,司索和他被谋杀的好友们的生活日常,反映出了菲律宾的媒体从业者,特别是在当前的互联网时代,存在的多重压力,在压力下坚持自己,并不容易,电影中,关于失踪的八个人,以及报社老板潘甘涉嫌与不法伤人的交易,作为老市长一方释放出来的浑水,通过社交媒体和其他互联网工具,蜉蝣般叠加在屏幕上,用假信息冲淡网民对于失踪人口的焦虑和争夺读者的注意力,让读者和网民在大量真假莫辨的信息中迷失。

不得不说,菲律宾黑帮片与香港黑帮片有很明显的区别,演员的表演相比起港片来说,略显夸张,但是考虑到族群差异,夸张似乎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族群基因,而这种夸张,无疑让全剧的对抗张力,更为紧张,个人感觉,这也是菲律宾黑帮片的独特魅力。

诚如片中所演,无论是父子之间、政客和警察之间,杀手与狱警之间,替罪羊与背锅侠之间,记者和市长之间,无不充满了戏剧性场景,导演像一位国际象棋大师一样巧妙地操纵角色,因为酝酿中的紧张局势沸腾,旧怨浮出水面。

正是这些场景,真正让观众了解到,每一个角色的多重身份,除去电影中的对抗之外,都是真实的人,有着复杂的欲望和相互冲突的动机。

这样的角色,摆脱了脸谱化的僵硬,无论是雇佣刺客还是腐败的政客,让我们得以一窥他们的生活和家庭,爆发激烈对抗的起因,都是家庭/亲人/琐事开始,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个彼此冲突的人生,是如何被家庭和爱情等简单的事情驱动的,导致最终走上不死不休的命运轮盘。

电影里面的死者好友司索无疑是主要的焦点,从赞同政府观点的媒体人,逐渐转变为耸肩的悲伤,起初支撑他的政治家族,变成了让他感到沮丧的负担。

经历了好友的死,老市长面对寻求正义时的不屑一顾,以及话里话外对他的规劝,包括老市长找到的替罪羊警察,作为钦定给公众的交代,在监狱里依然是微风八面的老大,他和主角有过一番对话,双方都知道这不是事件的全部真相,但是“这在这个时代重要吗?”——面对黑警威风凛凛的反诘,以及最后放话的“在这里,枪比笔更有力量”,无疑彻底碾碎了主角的幻想。

最终,主角从政治家族的同路人,转变为一个即拿笔又拿枪的孤勇战士,在最后摊牌的一幕,充满忧伤的西班牙民谣伴奏下,通过藏在口袋中的手机,借老市长之口,将其坦言失踪八人都是为了该市的长治久安,进行了一场脸书直播,即说明了岁月静好纯粹是幻想,也对这个国度上百年来,酋长治国,草菅人命的堕落治理形式(有一句台词,所谓竞选,“见新老板/和老老板一样”),表达了导演自己的愤怒。



Anyway,这部电影并不是单纯的讲述一个善与恶的故事,也不是一个坚持自己理想的优秀记者如何影响这个腐败入骨髓的国家的故事,导演用他白描般的镜头,激烈而又戏剧化的对抗冲突,将一个深陷腐败无可救药的国家,其政治肮脏运作的内里,赤裸裸的展示给你看——即使是好人,要想取得进步,在这里,唯一的办法,就是弄脏自己的手。

所谓成功,就是你依赖你的人脉,做出可怕的妥协,哪怕会导致其他人受伤。一切都是一个反复衡量收益与代价的计算,手段正确与否不重要,灵魂是否被谴责也不要紧,至于良心?巴哈拉那。

这部电影的主色调很凄凉,但有时很有趣,与其说是改编自现实,不如说是现实的某种预言,电影参展威尼斯电影节的第二年,也就是写这篇文章的当下,马尼拉的一名以揭露假丑恶而闻名的广播记者惨遭枪杀,枪手供认指使人来自国家监狱,随即国家监狱内的中间人惨遭塑料袋捂头窒息而亡,再联想到电影里杀手的同伴,被黑警的手下吊死在水房里灭口,你很难说是现实启发了导演的灵感,还是电影让现实有了参考的剧本。

电影的最后,主角和觉醒的杀手在桥头会晤,在除掉了企图灭口的黑帮和埋伏在查卡点的黑警后,协助主角找到真相的杀手,拒绝了与主角一同跑路的请求,他只想回家(I ONLY WANNA GO HOME),而留给主角的路,只有接上躲藏在亲戚家的女儿,一同亡命天涯。

导演非常清楚,在这个国家实现变革是多么不可能,即使你揭穿了真相又如何?因为权力一直掌握在希望事情保持现状的人们手中,当权者恐惧改变,拒绝真相,当权力的巨兽与渺小的个体相互碰撞时,个体的何去何从,如何选择,也就书写出了各自迥异的人生。

如同电影中的主角一般,每个人,总有不可自持或因惶恐而逃避的时刻,尤其是面对无法言表的真相以及潜藏在真相背后的獠牙时,对于个体来说,是匍匐于权力之下,还是听从自己内心的召唤,无疑是一种痛苦的挣扎。

Actually,痛苦后的觉醒,意味着真正的自由。

约翰福音里有一段话:他是个罪人不是,我不知道。有一件事我知道,从前我是眼瞎的,如今能看见了。

SO,保留人的基本含义,比德性和智慧上的所向披靡更重要,那些没被生活恐吓住的,再无法抹除;反复袭来的孤独里,活下来的人们,都在那一瞬,无比接近基督。(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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