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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暨南大学教授代帆老师的文章，原刊于《世界政治与经济论坛》2014年第3期。虽然这篇论文发表已经‍‍‍‍‍‍接近8年，但文中的观点和数据仍然有相当的借鉴意义。再次感谢代老师授权发布！喜欢代老师文章的小伙伴请关注宿务情报站专栏《代帆教授谈菲律宾》。

研究缘起

当前国际关系学界对“软实力”的研究，很大程度上源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约瑟夫·奈的“软实力”概念的提出及其相关研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尤其是在过去十年里，中国国际关系学界掀起了一股“软实力”的研究热潮，对软实力的关注甚至延伸到政府的官方话语和政策领域。

在这股软实力研究热潮中，中国软实力成为各国学界和政府关注的热点，有关中国软实力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如乔舒亚·库兰茨克(Joshua Kurlantzick)的《魅力攻势——中国的软实力如何改变世界》，作为美国乃至西方第一本研究中国软实力的专著，在美国政界和学界引起很大的关注。2008年，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巧实力委员会”(Smart Power)发表一份总题为《中国的软实力及对美国的影响》的报告，分析中国软实力的一些特征，并对中国在非洲、美洲、中东和东南亚的软实力进行评估，是迄今为止有关中国软实力最为全面的研究。此外，还有一些学者以及研究机构对中国在欧洲、东南亚、南亚、印度洋和非洲等地的软实力进行了专门论述。

美国巧实力委员会的报告认为：“东南亚是中国在全球推行软实力最成功的地区，特别是在越南、泰国、老挝这样的东南亚内陆国家中。”但是，如果我们做一横向对比，就会发现中国的软实力实际上并不容乐观。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The Chicago Council OI3 Global Affairs)和韩国东亚研究所(EAI)联合发布的《2008年亚洲软实力》报告显示，尽管中国在亚洲地区有着强烈的历史和文化联系，但实际上中国在亚洲的文化软实力仅为“中等”，不仅继续落后于美国，而且还落后于日本和韩国。而根据皮尤世界民情项目(The Pew Global Attitudes Projiect)2008年7公布的对全世界21个国家展开调查的结果，中国的情况同样不容乐观。该调查显示，尽管中国在世界(尤其是亚洲和非洲)事务中的影响力很大，但绝大多数国家认为中国在以单边方式行事。根据亚洲晴雨表(Asian Barometer)于2005-2006年期间，在菲律宾、印尼、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越南六国所做的调查，日本在该地区的影响要比中国的影响更为积极。此外，大陆上的东南亚国家(如越南、泰国)比海岛上的东南亚国家(如菲律宾、印尼)对中国的认知更加积极。

与此相反的是，部分国内学者似乎习惯沉迷于中国历史的悠久以及中华文化的“魅力”，而对外部世界之于中国的认识与批判缺乏有效的回应和解释，又或者以悲情的心态指责外界对中国的“偏见”，而无视中国的不足。本研究以菲律宾为对象国，对中日两国在菲律宾的软实力进行比较研究，以期通过田野调查，发现中日两国软实力呈现差异的原因，进而思考中国软实力的不足之处。

为什么选取日本而不是美国作为与中国的比较对象，乃是基于如下原因。其一，基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凶，美国在东南亚的整体软实力依然不容置疑地位居首位，尤其在菲律宾。整体而言，中国依然无法与美国在该地的影响力相抗衡。其二，日本在东南亚发展软实力的经验值得中国学习。尽管受地缘政治、均势政策以及历史上遗留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中国在东南亚地推行其影响和软实力存在先天不足，但日本的包袱则是其对当地的军围主义侵略历史。很明显，当今的日本已经成功摆脱了过去的“侵略者”形象，在东南亚地区受到了普遍的欢迎，这一国家形象的转变值得中国学习。第三，今天的中国和过去的日本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如在2O世纪60—70年代，日本企业在全世界拓展市场，其贸易顺差惊人发展，但与此同时，日本过于咄咄逼人的经济政策在东南激起了广泛的不满。为了改善形象，日本改变了其对东南亚的政策，如1977年“福田主义”的出台。今天的中国也在全世界寻找能源、商品市场和投资场所，而一些中国企业的经济活动也在部分国家引发了负面的担忧。因此，与美国相比，中日之间的比较更具有实际意义。尤其是当今南中国海波澜起伏，中国与东南亚的关系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要探究中国与东南亚的关系，思考中国在东亚地区的未来，我们就需要研究日本与东南亚的关系。

高山右近，日本战国时代的武将、大名，日本最早的天主教徒。相传他于1564接受洗礼，时年12岁。1614年德川家康颁布“禁教令”禁止天主教在日本的传播，高山右近及家人被流放至菲律宾，1年后死在马尼拉。高山右近是书面记载中日本与菲律宾交往史上的第一人。

研究设计

（一）研究概念和思路

本研究主要沿用小约瑟夫·奈提出的软实力概念，即“软实力是通过吸引而非强迫或收买的手段来达己所愿的能力”，主要包括文化吸引力、政治价值观吸引力及塑造国际规则和决定政治议题的能力。

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2008年亚洲软实力》报告设计了一系列数据和指标来比较和衡量不同国家在亚洲地区的软实力，这些指标包括政治软实力、文化软实力、外交软实力、经济软实力和人力资本软实力五大类。每一大类又由众多指标构成，如经济方面包括双边经济关系的重要性、购买产品的可能性、自由贸易协定、在亚洲的经济影响、帮助亚洲国家发展经济、人道主义援助、公司贡献、竞争性经济、劳动人口的经济机遇、企业家精神、重要的跨国公司、产品质量；人‍‍力资本方面包括学习语言、受高等教育的人口、尖端科技、名牌大学；文化方面包括文化影响的传播、流行文化的影响、流行文化的经济影响、电影电视和音乐、流行文化、丰富的文化遗产、旅游目的地；外交方面包括：使用外交手段解决问题、尊重主权、建立互信与合作、人道主义援助、国际机构的领导权、朝鲜危机解决的有效性、台海关系的效力、在亚洲推进政策的效力；政治方面包括尊重人权、服务人民的政治体系。

本研究沿袭了上述思路，从政治、文化、外交、经济和人力资本等五大要素出‍‍发，通过一系列指标对软实力进行分解 ，试图通过这些指标体系来衡量中日之间的软实力差异。

马尼拉迪劳广场的高山右近雕塑

（二）研究设计

本项目组以“中美日印在菲律宾的软实力”为题，于2011年1-2月、7-8月在菲律宾大马尼拉区域发放调查问卷。研究共发放问卷 1200份，回收问卷近800份，其中有效问卷696份，菲裔581份，华裔115份，华裔的比例高于其在全国人口中的比例(小于2％)。

第一，问卷内容与结构。本研究主要采用了芝加哥委员会《2008年亚洲软实力》以及皮尤中心的部分指标体系，将问卷内容设计为政治软实力、文化软实力、外交软实力、经济软实力和人力资本等几大块，共39个选项。

第二，问卷发放时间。自2011年4月以来，中菲双边关系因为南海而波澜起伏，双边关系的恶化在一定程度上会反应在调查数据上，由此可能会影响部分数据的准确性。比如，认为中国是敌人而非朋友的比例，7-8月的调查数据明显高于1-2月。不过，尽管中菲关系因为南海问题而发生一系列争端，但在2011年 8月本研究第二阶段调研结束以前，南海问题对双边关系的影响还是非常有限的，远不如2012-2013年那样跌宕起伏，而且这种影响还远没有深入菲律宾民间社会。本调查对采集的数据按照时间‍‍段进行了对比，发现结果没有呈现明显的差异。因此，突发性事件对调查结果的影响并不大。

第三，问卷发放方式。本课题组分别在大学、孔子学院、企业、报社 、NGO组织、政府机构、购物中心等多处发放问卷，确保受访者来源的多样性。96％的受访者具备大学及以上学历，能够很好地理解调查问卷所涉及的内容，保证了调查问卷的有效性。此外，笔者还从中抽取了20个人进行访谈，以加强对部分问题的深入探讨。

吕宋助左卫门，日本战国时代在吕宋、台湾经营瓷器发家的大商人。这是位于日本堺市市政厅前的吕宋助左卫门塑像。
三、结果与分析

（一)经济软实力

如图1和表1所示，在本研究设定的七项衡量经济软实力的指标中，中国除了在东南亚的经济影响力、经济合作的重要性等两项指标领先日本外，在科技水平、先进跨国公司的数量、产品信赖度、购买产品意愿、企业精神、公司企业对菲律宾社会的贡献等六个领域均落后于日本，其中产品质量和购买商品意愿两项的差距非常大。这充分说明，中国的科技水平、企业形象和产品质量都落后于日本，中国快速发展的科技和经济实力还远没有转化为现实中的影响力，其原因是多种多样的。

图1经济软实力综合比较

首先，日本先于中国经济起飞，日本企业早在20世纪60-70年代即已开始海外拓展的步伐，其企业整体实力和形象高于中国企业乃是不争的事实，但日本在菲律宾的企业广泛参与当地社会事务，在企业形象乃至国家软实力的构建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日本品牌如丰田、本田、东芝等受到菲律宾社会的广泛欢迎，日本公司提供的待遇普遍高于菲律宾本土公司，因此对菲律宾人有较大的吸引力。更为重要的是，日本大公司在菲律宾还普遍致力于慈善事业，乐于资助各种活动，如菲律宾丰田公司在2008年捐赠1亿比索给菲律宾大学亚洲中心，建立 GT—Toyota楼，这些都无疑有助于日本企业建立良好的形象。相比之下，2008年中兴公司行贿案件在菲律宾一度沸沸扬扬好几个月，无疑重创了中国公司在菲律宾的形象。此外，有关中国食品质量问题的新闻，也在菲律宾广为流传，并且影响菲律宾人对中国产品的观感。

其次，由于日本企业在菲律宾的长期经营，其在菲律宾的经济影响力不仅突出，甚至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第一，从贸易的角度来看，日本是菲律宾最主要的贸易伙伴，尽管最近几年中国与菲律宾的双边贸易不断扩大，但是与日菲贸易相比，还是存在较大的差距(见图 2)。第二，从对外投资的角度来看，从80年代末期开始，日本的资本开始转向东南亚，泰国、马来西亚和印尼最初都是接受日本投资最大的几个国家，在90年代初期菲律宾的政治形势稳定之后，日本对菲律宾的投资也开始大规模增长，并在 1994年达到6.68亿美元的高峰。在过去2O多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日本一直是菲律宾最大的对外投资国，来自日本的FDI在菲律宾每年接受对外投资中占有极其重要的比例(见表2)。相比之下，除些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在中菲建交的三十多年里，中国企业在菲律宾的开拓一直较为缓慢，中国对菲律宾的投资一直不振，中资企业国际化经验相对欠缺，在菲律宾经济领域的建树并不多。来自中国的投资往往排在菲律宾外资来源的十名之后。以20l1年为例，日本、美国和新西兰为菲律宾接受直接投资的最多的三个国家，分别占到菲律宾接受FDI的30.2％、27.5％、11.1％，而同期中国对菲律宾的投资不到日本对菲律宾投资的1／1O。第三，从对外援助的角度来看，亚洲是接受日本援助最多的地区，从1990年到1998年间‍‍，日本对外援助的56％流向亚洲。而在亚洲内部，东南亚又是最大的受援对象。从70年代到21世纪初，菲律宾、印尼和泰国一直是接受 日本援助最多的东南亚国家。直到70年末，美国都是菲律宾最大的ODA国，但是到了80年代，日本开始超过美国成为菲律宾最大的援助国。到了90年代，来自日本的ODA已经占非律宾接受ODA的大部分(见图 3)。1992年美军撤离在菲律宾的基地之后，日菲关系日益密切，日本开始填补美国在发展援助、文化交流和外交合作等领域留下的真空此外，1995年以来中菲在南沙群岛上的争端也为 日菲关系注入了新的动力。因为日本的船只严重依赖南海的运输通道，日本希望通过多种手段加强与南海通道国家菲律宾的关系。相比之下，中国对菲律宾的ODA远落后于日本。以2001-2010年间菲律宾接受ODA的平均数量为例，来自中国的 ODA占菲律宾全部ODA的4％，而来自日本的 ODA则占到了53％的比例。实际上，2007年之后中国对菲律宾的ODA才稍显规模。2011年，日本仍然是菲律宾最大的ODA国家，占到了32％的比例，世界银行占29.1％，而来自中国的ODA则已经上升到13.36％ 。

图2 2007-2010年菲律宾与主要贸易对象的进出口额

通过以上数据可以看出，日本在菲律宾的经济软实力巨大，通过密切而广泛的经济贸易关系以及对外援助，日本企业、品牌在菲律宾树立了良好的形象。而且通过密切的经济合作关系，日本作为一个经济大国，其成功的经济发展经验对菲律宾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从而提升了日本在菲律宾的软实力及国家形象。

图3 1999-2011年日本对菲ODA贷款占菲律宾接收ODA贷款的比例
我们还可通过菲日两国的人员流动来探讨日本对菲律宾的软实力和影响力。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大批菲律宾劳工前往中东产油国打工，到了70年代中期，菲律宾附近的亚洲邻国如新加坡和日本等，也成为菲律宾劳工的目的地。从1970年到1998年，到日本的菲律宾人从20477人增长到129053人，来自菲律宾的公民和来自中国大陆、韩国和巴西等国的公民一起构成了日本国内的几大主要外籍公民团体。根据海外菲律宾委员会的研究报告，从1981年到2011年期间，在日本的海外菲律宾人占其全部海外菲律宾人的6％，排在美国和加拿大之后。

大规模人口流动的结果是，菲律宾国内的菲律宾人通过海外菲律宾人，与日本发生密切的关联，这些海外菲律宾人，把他们在海外的体验以及侨汇与国内的亲戚分享，虽然这些体验并不一定全都是正面的，但仍从整体上拓展了日本在菲律宾国内的影响力和软实力。此外，每年还有大量日本人前来菲律宾旅游或者参加商业活动，如图4所示 ，日本是菲律宾的第三大旅游市场，排在韩国和美国之后。与韩国游客在菲律宾的表现不同，日本游客大多表现彬彬有礼，菲律宾人对日本人行为举止的评价最高(见图 5)。

图4 2009-2012年菲律宾的主要旅游市场
但是为什么在菲律宾人看来，中国在东南亚的经济影响力，以及菲律宾与中国经济合作的重要性又高于日本呢?笔者认为，这一结果与日本在其他各个领域的领先并无矛盾之处。鉴于中国的崛起之势及其在菲律宾不断上升的影响力，更因为世界对中国关注的日益增强，所以菲律宾人对中国的经济影响力及重要性的认识，更多是一种基于对未来的判断，而非现时的描述。

（二）文化与人力资源

中国人移民菲律宾的历史悠久，根据考古学上的发现，很可能早在公元前的中国人移民菲律宾的历史悠久，根据考古学上的发现，很可能早在公元前的汉朝，中国居民便已迁居菲律宾群岛。目前关于菲律宾华人的人口数量，并没有非常科学和权威的统计数据，大致认为在120万至150万之间。根据台湾“侨委会”在2011年7月的估算，截至2010年底，华人人口约145.9万，占菲律宾总人口的1.55％。实际上，由于华菲人通婚普遍，很难在菲律宾找到没有中国血统的菲律宾人，一种说法是20％的菲律宾人都拥有中国血统。中华文化对菲律宾的影响可谓非常深远，无论是菲律宾语言、风俗习惯还是饮食，都能找到中华文化的痕迹。因此，较日本而言，无论是华裔还是菲裔，大部分菲律宾人都认可菲律宾和中国在文化与生活方式上拥有很多的相似之处(见图 6)，尽管这一比例依然低于美菲之间‍‍的相似度。

不过，尽管上述历史渊源得到菲律宾人的认可，并且菲律宾人也认可中国历史文化的丰富性(见图5)，但就流行文化而言，如电影、电视、动漫、音乐等，甚至是日本的旅游市场，日本文化的吸引力都更胜一筹。尽管中国历史和文化更加博大精深，但就流行元素而言，很难在中国文化中找到相对应的符号。相比之下，Kitty猫、漫画、动漫等日本文化的影响力更大。在菲律宾，日本文化的爱好者还建立了专门的日本文化社区网站。日本政府在其文化战略中也格外强调流行文化的重要性，这可能是我国的短板。而且，尽管中国政府在菲律宾建立了三所孔子学院，而且本调查的部分受访者也来自孔子学院，但在留学目的国的选择上，除了美国遥遥领先外，中国(4％)依然远不及日本(12％)。从族群的角度进行细分，菲裔选择美国、中国和日本作为留学目的国的比例分别为73％、1.9％、13.1％，华裔的比例则为60.9％、14.8％、7.8％。一些菲律宾学生在访谈中认为，申请日本政府奖学金的难度较低，中国政府提供的奖学金不仅名额少，而且很多菲律宾人不了解申请渠道。此外，在日本留学后，更容易在日资企业就业，因其工资水平远高于本土企业，客观上助长了留学日本的吸引力。

上述结论与表3并不矛盾。表3显示，与日文比较，菲律宾人更重视中文，笔者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对中国崛起，以及对中国未来的认知和判定。

此外，如图5所示，日本在旅游吸引力、公民行为举止以及公民受教育程度等指标上，都超过了中国，说明菲律宾人对日本的整体印象要高于中国。毫无疑问，部分中国海外游客的不文明行为，破坏了中国的国家形象，构成了中国软实力的负资产。

日本老头崎山克彦讲述他在宿务买岛的经历
（三）外交软实力

菲律宾人最接受日本为亚洲的领导者，持“完全接受”和“有点接受”的比例分别为15.2％、46.6％，对中国和美国的接受度要低，上述比例分别是9.3％、42％，和15.5％、34.8％。日本无论在参与解决国际纷争，还是在国际机构中的表现，以及尊重他国主权方面，都要优于中国(见图7、图 8)。此外，在双边关系中，对日菲关系的评价也高于中菲关系。究其原因是多样的，但是中菲围绕南海问题所发生的冲突，无疑也影响了菲律宾人对中国的判断和认知。如在“尊重他国主权”这一问题上，就从2011年1-2月的6.6分下降到7-8月的6.3分。未来发生中菲冲突的可能性，从 5.6分上升到6.5分，认为中国是朋友的比例从48.9％降到36.5％，认为是敌人的比例则从 26％上升到 30.8％。

不过，对中日在东南亚地区未来的影响力，期望中国能够发挥更大作用的比例非常高(71.4％)，远高于美国(33％)和 日本(44.％)。对中国在亚洲的影响力，菲律宾人也整体给出了积极的评价，如70％的人认为中国在亚洲地区的影响力是积极的，69％的人认为中国崛起对东南亚的影响是积极的(见表 5)。在与东南亚建立密切关系的可能性方面，中日两国的表现差不多，分别为 8.2分和8.1分，日本稍稍落后。

整体来看，中国在菲律宾的外交软实力偏向积极。笔者认为，在阿罗约总统执政期间，中菲关系的良性发展，很大程度上在菲律宾民众心目中塑造了中国良好的形象。

（四）政治软实力

如图10所示，在负面新闻报道中，中国以6.4分高于日本的5.3分。在尊重人权领域，日本以7.5分居首。在以上两个领域，印度的表现都高于中国，显示中国的国际形象堪忧。这说明中国国内的政治发展和社会问题构成了中国软实力的硬伤。由于英语是菲律宾的官方语言，菲律宾民众因此更容易受到国际英文媒体的影响。一方面，中国国内发展中的一些问题，如粮食安全、政治稳定等，经由国际媒体的传播，可以轻易影响菲律宾人对中国的认知。另一方面，菲律宾人往往无法有效甄别国际上对中国的报道是否客观，一些基本带有明显偏见或者未经证实的行为，也能在菲律宾国内引起广泛的关注。

在对双边关系的未来发展上，菲律宾认为与中国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最高，为6.1分，日本得分为3.9分。同样，认为中国可能（“非常可能”和“有点可能”）对菲律宾构成军事威胁的比例高达73%，而日本的比例仅为36%，远低于中国（‍‍图11），显示菲律宾人对中国的不信任感是最高的。

（五）菲律宾华裔的对华认知

就经济实力而言，华裔无疑更看好中国的前景以及未来中国与东南亚的关系，但是在与经济软实力最相关的一些指标上，诸如中国产品的质量、购买中国商品的兴趣、中国的科技实力等，华裔对中国的评价都非常之低，甚至低于菲裔对中国的评价。在文化方面及yu中国的关系上，华裔对中国的态度无疑更加积极。本次调查也再次肯定了族群背景与文化情感的相关性。如 76.5％的华裔认为学习汉语非常重要 ，而做出同样选择的菲裔只有26.2％。

整体而言，似乎存在一种趋势或者规律，即在与中国内部事务有关的问题上，华裔对中国的评价普遍偏低，如产品质量、科技实力、公民素质、公民受教育程度、对人权和法治的尊重、负面新闻等等。而在外交方面，华裔对中国有着更高的期待。除了中国自身的问题，以下原因可能也是华裔评价低的原因：其一，相比菲裔而言，华裔与中国接触更多，这样他们也就更有可能做出负面的评价；其二，由于菲律宾华人普遍较为富有，他们的经济地位从整体而言高于菲律宾人，这可能是导致华裔和菲裔在某些问题上呈现差异的原因。但另一方面，在外交软实力方面，华裔对中国有着更高的期待。

阿基诺母子是地地道道的菲华，然而阿基诺三世任内中菲关系跌至冰点。这是1986年1月阿基诺母子在总统竞选集会上。

日本的经验

鉴于二战期间日本对东南亚的侵略，战后日本对菲律宾的外交一开始并不顺利。为了摆脱在亚洲的外交困局，日本将菲律宾视为周边曾经遭受其侵略的典型国家来经营，不管是本研究结果，还是现实中的表现，都表明日本对东南亚的外交战略是成功的。尽管日本曾经侵略菲律宾，尤其是在1941年和1945年侵占、撤离菲律宾期间曾经犯下滔天的罪行，但现在的菲律宾似乎已经完全忘记了这段历史，日本首相安倍参拜靖国神社在菲律宾也没有引发任何负面反响。菲律宾学者认为，二战后日本成功地运用了软实力，通过 ODA、贸易、文化交流以及民问的互动，日本已经在菲律宾树立了积极的国家形象。菲日之问也许还存在慰安妇问题，但这不会影响到菲日关系。

早在20世纪60-70年代的时候，菲律宾民间依然存在强烈的反日情绪，50年代 日本的“赔偿外交”并没有达到其全部目的。因此，尽管1960年日本和菲律宾签署了《友好、通商和航海条约》，但菲律宾国会一直拒绝批准该条约。直到1972年马科斯宣布戒严法之后，该条约才得以实施。为了改变这一困局，日本政府的外交政策多管齐下，而文化外交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比如资助雅典耀大学的日本课程，缔结姐妹城市等等。1973年1月27日大平外相在国会演说时，提出将“文化外交”置于日本外交政策的四大重点之一，是日本政府对文化外交战略重要性的重新审视。不过，日本对东南亚政策的真正转变是1977年“福田主义”的出台。“福田主义”改变了日本与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外交模式，即从咄咄逼人的贸易和追逐利润转而开始对东南亚国家进行经济援助，促进与东南亚国家的友谊，发展双边文化关系。这一外交模式也是日本对东南亚国家的反日情绪，以及对其“经济动物”的批评所做出的回应。“福田主义”标志着文化外交正式成为日本的国策。80年代初，竹下登首相确认以“安全、经济利益和文化交流”为日本外交政策的三个支柱，文化外交在日本对外政策中的地位得到正式确立。

11月25日，因在日本与菲律宾2008年达成“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和“税收协定修正案”以及2011年“技术合作协定”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日本天皇授予菲律宾前参议院议长、超级富豪维拉（左四）旭日勋章。小马科斯及维拉的家人均到场观礼。
不过，我们更应该在日本经济崛起的背景下理解日本对菲律宾的影响力。在 1985年《广场协定》之后，日元大幅度升值，国内劳动力成本高昂，由此日本开始了对东南亚的进一步经济扩张。日本对菲律宾的投资大量增加，在日资企业工作的菲律宾员工也日益增多，由此带动了菲律宾国内对日本语言和文化的需求。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多菲律宾学校开始为那些希望到日本打丁、留学、日本人结婚或在日企工作的人提供日语课程。此外，由于日元升值，到日本打工变得更加有利可图，于是从20世纪80年代起，日本的菲律宾劳工(OFW)现了大规模增长。而那些回国的菲劳又把日本的文化带回菲律宾围内，这有助于扩大日本文化的影响力。

有菲律宾学者认为，8O年代后期是日菲关系的转折点。在这一时期，日本在菲律宾人心目中的形象已经发生明显变化，菲律宾的中上层开始欣赏日本文化，尤其是日本现代化和经济成功的历史和经验。此外，日本的流行文化，如食物、卡拉 OK、漫画、动漫等也开始为中下层人所接受——尽管也许还未达到菲律宾的最底层，但与80年代以前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972年1O月，日本政府出资设立了特殊法人国际交流基金会 (Japan Foundation)，作为外务省进行国际文化外交的半官方机构，其目的在于“为了加深外国对日理解、增进国际相互理解的同时，促进国际友好亲善，富有成效地从事国际文化交流事业，并以此为世界文化发展和人类的福利做贡献”。这一独立文化机构的建立，标志着日本政府已经深刻地认识到制定和实施文化外交战略的必要性。国际交流基金会设立后，日本的文化外交战略越来越具有目标性和计划性。2003年，国际交流基金会成为独立的法人团体，它现在主要执行大类别的计划和活动：①艺术和文化交流；②海外日语语言教育；③海外日本研究和学者交流。鉴于文化外交的重要性，日本基金会在执行国家外交政策中发挥着非常显著和突出的作用。

10月28日，日本大使馆将两层宿务楼移交给菲律宾聋哑学校。
国际交流基金会马尼拉办公室(JFM)成立于1996年，是日本在菲律宾从事文化外交活动的主要官方机构。为了推广日本文化，JFM计划和实施了各种项目和活动，包括学术讲座、艺术展览、日本工艺品、舞蹈的短期讲习班、戏剧表演、日本语言课程和能力考试等。JFM的大部分活动都是通过马尼拉的日本大使馆来管理的，马尼拉的日本大使馆，通过日本经济和文化中心，举办日本语言课程、花道研讨会和展览、音乐会等。JFM还通过一些项目，如 Eiga Sai Program(类似电影欣赏的计划)，让菲律宾的农村地区也能参与进来。日本在菲律宾推广其艺术和文化的主要目的，乃是为了重新改造菲律宾人心目中的日本形象。

日本的流行文化也对菲律宾人产生了较大影响，而JFM一直努力推动日本流行文化进人菲律宾社会。2000年，菲律宾最大的一个电视网络成立了日本流行文化爱好者的网络社区，互联网已经成为日本文化爱好者的一个活动空问。2001年，菲律宾一些电视台开始在黄金时段播放翻译过来的日本动画。一项研究发现，学习日本文化和语言的大学生都深受日本流行文化的影响，尤其是动漫。

在日本，各种不同的机构或团体，包括政府机构如文化省、半官方机构如国际交流基金会、非政府组织如日本国际文化会馆(TheInternational House of Japan)、国际机构如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支持的亚洲文化中心等都参与到日本的文化外交中来，这些不同的组织共同服务于推进日本的文化政策。每过一段时间，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的官员和工作人员就会与政府，尤其是外务省，进行商讨。

经过几十年的持续努力，菲律宾成为日本在国际事务上的重要支持者。菲律宾在一些国际组织中支持日本的立场，如1995年，菲律宾放弃谋求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的席位，以支持日本。2006年，菲日签署《经济伙伴关系协议》，和以前两国的经济协议相比，该协议在菲律宾没有遭到批评，即使有批评，也不同于以前的情绪化。日本不仅是菲律宾最重要的贸易伙伴、投资国、旅游客源，而且是最大的官方发展援助提供圉。在首都马尼拉地区和菲律宾各主要城市，许多机场、公路、供电等基础设施都是由日元贷款建设。在这些设施上，都特意用菲律宾语、日语标有日本援建的醒目字样。

不管我们将之视为日本的成功还是菲律宾的悲哀，但事实就是，日本在菲律宾的外交取得了非常的成功，其综合软实力已经超过了中国。有菲律宾学者认为，二战后日本极其成功地在菲律宾运用了软实力，因此诸如日本首相参拜靖神社这样的问题在菲律宾没有引起任何反响，慰安妇也许是菲日之间唯一存在的问题。经济制度的吸引力、对外援助、民间人员往来、日本国际基金会的文化活动，则是日本发挥影响力的四个主要途径。

菲律宾公务员赴日磨练行政经验培训班的学员参加联谊活动
整体而言，尽管中国在包括菲律宾在内的很多国家的软实力都落后于日本，但中国软实力的前景并不黯淡。诚如前文有关中日经济和文化软实力的比较所言，随着中国经济的逐渐崛起，她对世界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对世界他国施加影响的手段也将更加多元化和有效。也许在潜移默化之间，中国的形象和软实力就会悄然发生变化。不过，通过以上对中日两国软实力的比较，结合日本在菲律宾拓展软实力的经验，笔者认为以下问题是我们在探讨和拓展软实力必须思考的：

第一，文化与软实力的关系。不管是文化还是政治力(political power)和权力操控力(power ofmanipulation)构成了一国软实力的核心，尽管中华文化以其历史悠久和渊博闻名于世，但正如本研究所展示的，中华文化或可以影响到华人世界，但归根到底，中国在文化方面的优势并没有转为有效的软实力。诚如美国，其并没有悠久的文化与历史，但是其流行文化却大行于道。美国的产品、学校、报纸、杂志、银行、电影、电视节目、小说、文化、非政府组织和其他美国机构及价值观念在全球有着广泛的影响。基于此，我们不仅要思考如何在全球化时代挖掘中华文化的内涵和优势，还要探讨如何以世界所能理解和接受的方式去展示中华文化的魅力，给予流行文化以同等的重视。不得不说，日本在这方面确实走在了中国前面。

第二，软实力的来源。恰当得体的外交政策以及在国际社会中的卓越表现，无疑有助于提升一国在国际社会的形象，助长一国的软实力。但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国内议程在软实力的构建中可能具有更重要的地位。在全球化与网络时代，一国的国内问题具有高度外部示范性，诸如腐败、食品安全、族群关系、法制、人权等问题，经过国际媒体的报道和传播，可以轻易摧毁国家通过外交政策巧妙建立起来的国际形象。只有推动国内社会的“善治”(good governance)，通过制度与发展模式展示对世界的魅力，才是国家软实力构建的基础。

第三，在软实力的拓展方式上，高度注重民间外交。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国家，除了运用国家权力外，非常重视多层面的民间往来，以国际组织、NGO、宗教团体、研究机构、智库等多层次途径推动国家影响力。而我国政府尽管已经开始重视公共外交，但在对外交往方面，依然以官方为主，未能充分调动民间力量，也无法在国外民间社会产生更广泛的影响。比如“巧实力”委员会在评价中国与非洲关系时指出：“由于交流停留在政府高层，中国对非洲平民的文化、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了解并不全面。中国的非洲问题专家寥寥无几，非洲的中国问题专家更是少得可怜。”

以“台湾”在菲律宾的活动为例，不少来自台湾的宗教文化团体、慈善团体，如佛光山、慈济等，都在菲律宾设立了分会，积极参与当地的各种公益活动。2013年11月在菲律宾遭遇台风“海燕”袭击后，慈济积极参与赈灾，虽然其活动背后并不具备任何功利目的，但客观而言，却扩展了佛门和台湾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

6月12日，老杜和日本大使出席日本援建的马尼拉地铁工程改造项目。
第四，将文化外交至于战略位置，改变急功近利的对外交往模式。日本在菲律宾的文化外交，经历了从经济外交到真正文化外交的转变。日本前期对菲律宾的文化外交，其实只是服务于经济外交，更多的只是单项的输出文化，而不足推动双边交流，去了解当地的文化。但在后期，日本逐步改变了这一模式，强调对当地文化和社会的了解和研究。这也是中国政府需要学习的，以经济利益和利已主义为主导的对外交往，注定无法获得长久的影响。如果更注重制度和文化层面的培育，也许若干年之后，于中国的软实力而言，就是“此时无声胜有声”。

当然，中国政府正在努力改变这些现状，孔子学院的推广可以看作中同文化战略的一部分，如果推行成功，有望提升中国的软实力。不过，尽管中同政府已经在国外建立了几百个孔子学院，但由于这些学院本质上属于双方共建，虽然我方提供经费，但主动权不在我手，其能否在文化推广中起到类似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的作用，还有待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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