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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压榨的菲佣,成了“国家英雄”

会英语、能干活、爱小孩、性价比高。

菲佣,已然成为了菲律宾行走世界的一张名片。

世人只知道,她们是家政界的天花板,却不知,她们在菲律宾还有另一个称谓——“国家英雄”。

1、在普遍重男轻女的菲律宾,菲佣怎么就成“英雄”了呢?

故事要从二战后说起。

1946年7月4日,菲律宾彻底结束殖民统治,宣布独立。

这个穿越战争阴霾的海洋岛国,很快凭借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制糖、烟草、木材等行业,迎来了经济发展的春天。

到1953年,菲律宾人均GDP已达到208美元,跃居亚洲第二(彼时中国人均GDP只有89美元),成为仅次于日本的亚洲富国。

1965年,在美国的扶持下,费迪南德·马科斯当选菲律宾总统。


● 费迪南德·马科斯

这位老百姓眼中打跑了日本鬼子的“二战英雄”。在登台20年时间内,硬生生地,把一手好牌全打烂了。

起初,马科斯还是积极做了一些实事:推行土地改革、发动“绿色革命”、普及教育等等,赢得了不少赞赏的声音。

渐渐地,他开始打压政治集团内部的反对派,控制媒体。

等到全国上下都没有人敢再质疑他的时候,马科斯展露出徇私舞弊的另一面。

他直接修改法律,把国家重要原料行业——诸如糖业、烟草、椰子、香蕉等全部收归自己家族所有。

借着执政权势,马科斯一面压低国内原料收购价格,一面又高价卖出。

像套娃般,菲律宾一个又一个关键产业被纳入私囊,昔日的救国英雄摇身一变,成为了个人资产超100亿美元的超级富豪。

然而,老百姓的日子却越发困窘——马科斯执政后期,50万制糖工人日收入甚至不到1美元。

持续的经济衰退很快激化了社会矛盾,底层劳动者开始走上街头抗议,年轻人被迫远离故土,去异国他乡另寻生路。



● 1980年代的菲律宾

为了转移矛盾,缓解国内就业压力,1974年5月,菲律宾政府颁布《劳工法》,明确政府会对海外劳工提供必要的法律保护,鼓励大家走出国门,在海外寻找工作机会。

就这样,菲佣开始成为一张亮眼的名片,从菲律宾走向新加坡、日本、中国香港、科威特等世界190多个国家和地区。

尽管1986年,马科斯被赶下台流放海外,菲律宾的海外劳工政策却延续保留了下来。

1987年,为表对海外劳工的重视与关心,菲律宾政府将“海外劳工福利基金会”扩大为“海外劳工福利部”;1995年,政府又颁布《移民劳工和海外菲律宾人法》,进一步保护海外劳工权益,设置海外工人基金,提供更多的政府援助。

时至今日,菲律宾总人口不过1.17亿,海外劳工和侨民人数却接近1200万,成为全球排前三的海外移民族群。

2016年,菲律宾海外劳工的汇款总额就突破了270亿美元,占菲律宾当年GDP的9.8%。

到2023年,菲律宾海外劳工的个人汇款更是创下372亿美元的新纪录。

菲佣凭实力成为了菲律宾重要的经济支柱,也因此赢得了国内社会的尊重——政府盛赞她们为“新的国家英雄”。

自1995年起,菲律宾政府便将每年6月7日定为了“海外劳工日”。

不仅如此,菲律宾国内很多机场都设有菲佣专门通道,每年圣诞节来临前,机场还会铺红毯欢迎回国休假、探亲的菲佣。

遇上国内选举时,政客们会设置各类奖项表彰海外女性务工者,感谢她们做出的贡献,并借机拉选票。

就这样,昔日谋生困难的菲律宾女性,奔走海外几十年后,担起了“英雄”重任。

在准入门槛较低的家政服务领域,皮肤黝黑的她们,是如何赢得国际市场青睐,成为“金字招牌”的呢?

首先,菲律宾拥有完善的家政教育体系。

在菲律宾,各个中学女校和近3000所大专院校都开设有必修的家政课程,市面上各类家政培训中心更是数不胜数。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要数菲律宾国立大学家政学院(University of the Philippines)——设有7个学士学位专业、5个硕士学位专业、3个博士学位专业。

当我们还在讨论大学生干家政是否大材小用的时候,菲律宾早已将家政服务变成了一门严谨的学科。

大学里的家政课程划分相当细致,教学内容涉及家居管理、家庭伦理、人文艺术、家庭教育、家庭保健、生活哲学等诸多领域。


2、其次,为了打造有足够竞争力的菲佣品牌,政府还对所有计划出国务工的女性增设了一道门槛——必须通过菲律宾教育和技能发展局(TESDA)的考核培训:

最低学习时限216小时,课程总数超240门。

在规范的学校家政教育及政府培训下,菲佣品牌很快便在世界范围内赢得良好口碑。

与我们国内家政主力为中年妇女的情况不同,菲佣群体有很多年轻女性,她们基本都有中专以上学历,其中还不乏高学历的大学生,以及拥有医师、教师执照的专业人才。

更令人刮目相看的是,菲佣除了过硬的家政服务素养外,还会根据流入国的情况,灵活掌握学习英语、阿拉伯语、广东话、日语等与雇主相通的语言,为开拓全球市场作了充分的赋能准备。

后来,菲佣被誉为“世界上最专业的保姆”,名不虚传。

上个世纪70年代,随着香港经济的高速起飞,许多香港女性纷纷走出家庭,在职场绽放光彩,而另一头繁杂的家务与育儿陪护,不得不另寻帮手。

菲佣就是趁着这个契机,进入了无数香港家庭。

目前,香港雇请菲佣最低月薪不得低于4520港币(约合4200元人民币),每份合约期限为2年,雇主除提供食宿外,还需提供劳工保险以及菲佣往返香港的机票费用。

这个聘请价格相较于欧美,并不算高,但对于菲佣而言,依旧高于国内白领收入,颇具吸引力。

每到周日,香港中环街边就会聚满休假的菲佣姐妹,她们用硬纸板临时铺出一片空间,三五成群地席地而坐,热情地彼此分享美食、聊八卦、唱歌跳舞,享受难得的休息时光。



● 在户外聚会休息的菲佣

香港雇主眼中的她们,大多勤劳、温和、诚实、内敛,是家庭管理的好助手。

不少港人都与菲佣建立起了亲密的关系,有的甚至视如家人,长期合作。

菲佣Jonah就很满意自己的工作——她育有两个儿子,都留在菲律宾交由婆婆照顾,自己和丈夫则出国务工。她在香港,丈夫在沙特,两人每个月往家里各寄2000港币,足以让孩子过上一份无忧的学习生活。

然而,远离自己熟悉的家园,在异地求生存的日子,也并非一帆风顺。

3、“英雄”光环之下,是赌注,是隐忍,也是牺牲。

在菲佣的个人简历里,不少女性的学历显示为大学肄业。

她们既然念了大学,为何不认真学完课程,拿到学位毕业呢?

原来,很多女孩子在大学恋爱期间,遭遇了意外怀孕——菲律宾是天主教国家,禁止堕胎,一旦有了孩子,学业就很难继续了。

并且,在菲律宾的本土文化里,没有男性要撑起家庭重担,赚钱养家的习俗,恰恰相反,不少男性还会在女友怀孕后选择“溜之大吉”。

一面是嗷嗷待哺的孩子,一面是空无支撑的伴侣,两相无奈,便促使女性出国务工,以菲佣身份赚取高工资,挑起养家重担。

就算没有育儿压力,不少高知女性也会主动选择远走。

在菲律宾,家里有女儿出国做菲佣,不仅不丢人,反而是父母引以为傲的事——能赚钱养家,是能力的证明。

有的菲佣在香港做到50岁后“退休”归国,便能在老家过上比较富裕的生活。

然而,雇主千差万别,并不是每一段关系都尽如人意。

香港的法律明确规定,雇主必须给家庭佣工提供住宿和膳食,实际情况却令人唏嘘。

香港儿歌天后李紫昕,曾被爆出在她父母家中的卫生间内,有一个特别定制的木板“上铺”,供菲佣居住。



照片曝光后,李紫昕遭网友质疑虐待菲佣,而她本人则支支吾吾地解释说:自己母亲不愿意与菲佣共用卫生间,所以有了这样的特殊“隔间”。

天王张学友的妻子罗美薇更是在三年内以“清洁不彻底”为由,频繁更换了近20名菲佣,被菲律宾驻香港领事馆直接拉入黑名单。

在跟踪关注香港菲佣的学者陈如珍笔下,曾记录过一位菲佣的自述:

“有一次我和雇主全家去麦当劳吃饭。雇主夫妇点餐时,我带着孩子找位子坐。我以为他们会给我点个套餐,没想到他们却叫我从小孩的儿童餐中拿一只鸡翅和一些薯条。我看着他们,惊讶得说不出话来。我低下头盯着自己的双脚,然后才说:‘我不饿’。在他们继续享用他们的食物时,我决定暂时走到一边去。”

那份雇主示意她拿的鸡翅和薯条,也许,已经无声证明了这段雇佣关系里的隔膜——再能干的帮佣,终究都成为不了平等相待的家人。

被忽视、被压榨、被边缘化,似乎成了菲佣海外探索的某种“家常便饭”。

所以当连续在香港定居7年以上的菲佣,尝试借助香港入境条例申请永久居住权的时候,遭到了本地市民的强烈反对。

无论多么出色的家政业绩,都难以让她们在异国实现真正意义的融入。

菲佣像永不停息的候鸟,乘着乡愁的风,向一个接一个的未知目的地迁徙。

1995年3月,一个名叫弗洛尔的菲佣,在新加坡被执行绞刑。

消息一出,两国关系坠入冰点。

案件发生在1991年5月,弗洛尔被指控谋杀雇主年仅4岁的儿子和一位名叫蒂拉曼卡的菲佣。



● 弗洛尔(中)

尽管在法庭上弗洛尔对此供认不讳,但案件在执行期临近前却出现惊人反转。

一名认识弗洛尔的女佣回菲律宾后,告诉媒体事件的另一个版本:

是雇主儿子不小心溺亡在家中浴缸,雇主盛怒之下勒死了菲佣蒂拉曼卡,并嫁祸到弗洛尔身上。



● 弗洛尔的经历被改编成电影《弗洛尔的故事》

就这样,菲律宾随即发起了“拯救弗洛尔”的游行活动,要求新加坡政府特赦弗洛尔。新加坡方面在仔细审查后,以证据不足为由,拒绝特赦,维持原判执行了绞刑。

此举引发菲律宾民众的强烈不满,人们笃信弗洛尔是被冤枉的,在街头焚烧新加坡国旗、抵制新加坡产品。菲律宾政府也出面要求重审案件,并撤回了驻新加坡的大使,宣布无限期推迟两国联合军演,将弗洛尔遗体接回国以英雄名义厚葬。

一夜之间,弗洛尔成为海外务工者悲惨境遇的象征。



不管此案的真相究竟如何,菲律宾政府展现出对菲佣的高度重视,并在此案之后,进一步强化了海外务工者的法律保护措施。

遗憾的是,国家的关怀与制度的完善,依旧难以扭转菲佣在异国的被动处境。

封闭居室下了的家政工作,时刻都潜藏着难以预料的压迫,甚至暴力。

2020年,科威特的相关政府报告显示:“今年以来科威特一半以上的自杀事件是发生在家里,而半数以上的自杀者是菲佣。”

在科威特,部分菲佣不仅没法按时拿到薪资,还会遭遇雇主虐待甚至性侵,“挨打、吐口水是常事”。


● 2015年,两名菲佣遭到科威特雇主的虐待
菲佣在英国的情况也不乐观。一位名叫米托斯的菲佣告诉记者,她曾被雇主关在家里整整三年,禁止外出,每天只被允许休息2小时。

所以,在菲佣圈子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当菲佣,意味着一只脚踩进了坟墓。”

高强度的工作、微妙的雇佣关系、对家乡亲人的思念,都成为外出谋生路上的考验。

耐人寻味的是,菲佣们鲜少在社交网络上分享自己的孤独与辛酸。

点开她们的账号,你可能看见的是高楼大厦、车水马龙以及她们在周末聚会时,开心的笑容。

远在菲律宾的亲友们,看到这些照片都羡慕,你们在国外真正过上了好日子。

可如果真的国家富有,社会安定,谁愿意抛下孩子、父母,去独享“好日子”呢?

喜提“国家英雄”的菲佣,不知是社会的骄傲,还是时代的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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