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律宾移工权益提倡中心负责人埃伦·萨那和香港立法会前议员刘慧卿讲述，海外菲劳的故事。
家庭、孩子、家人、亲朋、好友、椰子树、香蕉田、芒果冰沙、烤乳猪，为了赚钱，这些都被不得不抛在身后。菲律宾人就这样一代代走出国门，踏上百年离家路，前往未知又充满希望的异乡。

从北吕宋卡加延省首府土格加劳市（Tuguegarao, Cagayan）到菲律宾首都马尼拉，400多公里，载着陶里娅（Tolya）的大巴走了整整10个小时。7月的菲律宾正至台风呼啸的时节，整日的暴雨让没有空调的长途大巴内不至过分闷热。然而，这疾风骤雨并不能缓解她心头的焦虑 ——巴士刚驶入大马尼拉，便瞬间融入在艰难移动的车流中；大雨让“世界堵城”近乎瘫痪的交通雪上加霜。同时也让，陶里娅在预约面试中迟到了一小时。

终点站，下车，换乘吉普尼（Jeepney，菲律宾最常见的公共交通工具），陶里娅马不停蹄地赶往马尼拉市马拉特区（Malate）。3天前，“牛头”（Sponsor，英文原意是“赞助人”、“保荐人”，这里是指为计划前往海外务工的菲劳代付签证费、培训费、机票、其他杂费等费用的本地中介；他们在提前代付费用后，会以分成的方式从菲劳每个月工资中提取预支费用，这笔费用会被称为牛头费Sponsor Fees）通知她在那里的一家中介公司见面。和大多准备赴海外谋生的菲劳一样，这个全马尼拉中介最为集中的区域，将是她走出国门的第一站。

马尼拉市马必尼街的外汇兑换点和7-11便利店

马尼拉湾（Manila Bay）在这座杂乱无章的城市西侧划出一条长长的弧形海岸线，与海岸平行的几条主干道是大马尼拉最整洁、最宽阔、最繁忙、最拥堵的街道，外交部、财政部、总统府、美日使馆等机构沿线散落，在西北角勾勒出政治中心“马尼拉市”的轮廓。马拉特便坐落其中。

这次是陶里娅第一次来到马拉特。她蜷缩在拥挤的吉普尼的一角，将手机塞进背包，紧紧抱住胸前，不时将眼睛的余光谨慎地瞟向车窗外。每个菲律宾都知道，马拉特几乎是这个千岛国度高犯罪率最高、治安最差的区域。无论大街还是小巷的上空，像蜘蛛网——不，乱麻一样纠结在一起的外露的黑色电线，纵横交错、纠缠交接。一辆辆吉普尼肆意随便地在街道中央停泊上下客，然后在搅和成一团的喇叭声里，冒着滚滚黑烟呼啸而去，浓重的柴油味与大海的腥骚味混合在一起，弥漫在空气中。露宿者随处可见，随随便便地搭起简陋的灶火，在车流窜动和人头攒动街头淡定地过着自己的日子。7-11便利店门口，饥肠辘辘的儿童为每一个进出的顾客开门，以便获得他人的同情，能在伸出的小手上放下几枚硬币；黝黑的菲律宾街溜子（gai jiē liū zǐ）操作半通不通的英语，向每一个看起来像是游客的人兜售来路不明的金表和手机，如果稍微流露出想买的意向被他们盯上的话，会尾随过路的人十八条街，怎么撵都撵不走。

放眼望去，这里的整体面貌还停留在1980年代末1990年初的水平；受财政能力和土地政策的制约，政府很难实施大规模改造。然而，这并不妨碍马拉特成为外国游客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各式各样老旧建筑的夹缝中，挤出来像青草一样的新楼盘，夹杂着中、英、日、韩等多国语言的各色招牌，熙熙攘攘的外国面孔穿梭其中，这一切展示了这片老区的高人气和旺盛的生命力。

中日韩东亚人、印巴孟南亚人、中东穆斯林经营的货币兑换店（Money Changer）遍布各个角落，是这里国际化最为鲜明的脚注。星级酒店内的赌场，人声鼎沸、终日喧嚣；24小时营业的韩国杂货店，从泡菜到化妆品，一应俱全；满街林立的日韩式SPA、泰式按摩店，提供10美元每小时的廉价体验；挂着“闽南海鲜”、“苏州点心”、“悦来火锅”、“釜山料理”、“宫内日本料理”、“兰州牛肉面”、“沙县小吃”等待中式、韩式、日式招牌的餐厅酒楼霸占人流最多的街面，将菲式烤乳猪和牛肉汤等本地菜挤进了穷街陋巷。

当六点左右逐渐夜幕降临时，光怪陆离的KTV、酒吧、音乐吧、台球厅、脱衣舞吧等的招牌亮起时，马拉特才会像游客展示其最负盛名的一面——这里是大马尼拉历史最悠久的“红灯区”，以荷尔蒙经济著称的烟花柳巷销金窟。

马拉特一家海外劳务中介公司拍摄的短视频。不得不说，视频拍的挺有创意，尤其是求助者一跤跌倒在中介公司职员怀里的设计，很出彩。

从外貌到成因，这里依稀可以看到上海南京路的影子。由马尼拉湾的小渔巷，陆续成为话事菲岛的西班牙人、美国人、本地精英的住宅区。1950年代之后，随着隔海相望中南半岛上越南战争的打响，越来越多的美军卷入战争，成千上万的美国大兵每逢休假最频繁的去处无非是香港、台北和马尼拉。他们最主要的消遣方式，不言自明。自大航海时代或者殖民时代起，“咸水妹”就已经随着应时而兴的海盗、海商、水手、海军、海员等常年累月窝居在船上窄小空间的生理需求，在远东各大港口产生？美国统冶菲律宾近半个世纪以及此后多年数量庞大的驻军，让菲律宾色情业日渐兴盛，并最终在越战后期达至鼎盛。

70年代，时任总统费迪南德·马科斯（Ferdinand Emmanuel Edralin Marcos）——我们都知道正是现在这位菲律宾总统同名的父亲——以独裁者的权威解除了这个实质上保守的天主教国家对娱乐场所的经营限制。这样一个类似于“深圳特区”政策的实施，使得马拉特一跃成为当时远东最为红火的“红灯区”之一。

最知名的马必尼街（Mabini Street，以菲律宾独立战争时期的民族英雄、临时政府总理阿波里纳里奥·马比尼·马拉南命名），霓虹闪烁数公里。这里的KTV女郎，和美军基地附近天使城（Angeles City）的酒吧女郎（Bar Girl)并无二样。她们衣着香艳火辣，站在各家店面门前，当行人经过，依次用韩语、日语、中文、英语热情地打招呼——随着1990年代美国驻军撤离，韩国、日本、港台大陆中国人取代美国人，成为马拉特夜色里的消费主体。

色情业在菲律宾并不合法。然而，它们拿到政府颁发的经营许可并不难。在解决生计和道德正义的两难之间，这是政府无奈的“暧昧”之举。和陶里娅一样，这些女孩受过一定程度教育，多数会说一口流利英文。正因这语言优势，如今使得菲律宾女性成为世界各地色情业当中一个庞大的群体；而性工作者，也成为海外谋生的菲律宾女性，仅次于家政的第二大“职业”。

同样是为了生计，陶里娅志不在此。

计划赴海外赚大钱的准菲佣正在接受餐饮服务培训

去马尼拉，那里有出国赚钱的门路

在马必尼街下车，已是下午四点。KTV尚门庭稀落，持枪的保安慵懒地打着哈欠，夜生活还未开始。陶里娅要找的中介，便集中在这条街上。那些写着“人力资源”（Manpower）的广告牌，掩映在其他花花绿绿的招牌中，略显低调；但稍加留意，便发现它们规模庞大。被加粗强调的“香港”、“韩国”、“中东”等字眼，配上简单的招工需求，贴满了路边的电线杆。在马拉特，人力资源中介是这里仅次于色情服务业的第二大产业，然而这并不为大多数人所熟知。

在一栋灰色的四层建筑中，陶里娅终于找到了名为“EQ”的中介，这是一家主打“台湾线”的机构。相邻几家，分别定位香港、马来西亚、中东市场；标志性的维港夜景、带着头巾的中东领导人头像，挂在门口在显眼的位置。在菲劳步出国门之前，这些中介是产业链的最顶端；他们的众多下线——行话中的“牛头”，长期与地方劳工署合作，通过直接搜寻或者推荐的方式，为马尼拉的中介定期输送着资源。

虽是雨季，前来咨询者仍络绎不绝。陶里娅站在门口快速地补了妆，捋了捋头发，因熬夜赶路而略显暗沉的脸上，刚涂过的艳红嘴唇显得有些突兀。隔着窗看了几秒，她才小心翼翼地敲开门，填了表格，量体重，测视力。整个面试不到半个小时，但对于她来说，繁复而漫长的出国路，才刚刚开始。

马拉特街头菲劳中介公司广告牌

出了大门，她长舒一口气，笔者这才有机会搭上话，提议到对面不远的“苏州点心”一起吃东西。她没理会，径直走到停车场角落的一处大排档坐下。点了一份40披索（约人民币5元）的米饭，一双菲律宾人典型的大眼睛望向笔者说，问吧。眼神中，这才卸下一直保持的防备。

她肤色棕黑，长发，身材瘦削。亮黄色的紧身短袖背心，让她微微隆起的小腹，略微明显；对很多菲律宾女孩子来说，这是曾经有过生育的特征。笔者试探性地问，她倒十分坦率：“有一个儿子，不过和他爸爸分开了。” 她没有使用“离婚”这个字眼，并不令人感到诧异。笔者意识到，28岁的她，和笔者接触过的很多菲律宾女孩一样，是一位单身母亲。

“没什么不好，自己养儿子挺好，省得还要养他爸。”她略带不屑地说，有种赌气般的倔强。

常年在澳洲打工赚钱的莉莉亚（Lillia）回乡探亲期间带着自己的3个孩子在商场里吃冰激凌玩自拍。

菲律宾是全亚洲最大的天主教国家。全国1.12亿人口，85%信仰天主教。离婚在教义中，并不被允许。同行协助采访的司机说，在马尼拉办一场婚礼大约最少需要10万披索，对于普通的打工族来说，是笔不小的数目。

于是，在信仰和经济负担的双重压力下，越过“结婚”这道合法手续，组合在一起生活，成为菲律宾底层社会众多青年男女的无奈选择。

然而，这种没有法律保障的家庭生活，情感的维系在现实压力下，显得相当脆弱。对方离开，更换伴侣的情况相当随意。陶里娅便是这种现象下典型的单身母亲。

“给儿子挣生活费，把他养大”，陶里娅选择海外务工的原因非常朴素。在这个母系社会占主导地位的国家，社会分工中，女性常常要肩负起养家餬口的使命。

“菲律宾女性承担着养育子女、老人，维系整个家庭的多重责任”，当地作家尼古拉斯·里斯（Niklas Reese）在《菲律宾手册》（Handbook Philippines: Society, Politics, Economy, Culture）一书中写道：“当男人失业时，她们需要站出来寻找额外的经济来源；然而却要忍受比男性更为低廉的薪水，更为苛刻的工作环境；管家、保洁这种男性羞于从事的工作，成为她们的选择。”

培训学校内接受缝制衣服培训的学员

从“美国梦”到“世界劳工”

“我是伊洛卡诺人（Ilocano，源自于北吕宋的土著，讲伊洛卡诺语）。”初见陌生人，陶里娅常这样介绍自己。和中国人习惯介绍自己是东北人、南方人类似，这个词汇是对菲律宾北方人群的一个统称。她的家乡土格加劳市在菲律宾最北端。当地有句谚语戏说，站在海边，能听到对面台岛的鸡叫。

卡加延河从吕宋岛北部蜿蜒而过，滋养了肥沃的热带土壤。充足的阳光雨水下，随便一颗种子，都能肆意而自由地生长。绵延的群山下，大片农田盛产着菠萝、雪茄烟叶、水稻。这里与另一个菠萝产地——夏威夷，有着相似的纬度和地理环境。也正因如此，15名富有种植经验的男性伊洛卡诺人，在1906年的某天，顺着太平洋季风，前往夏威夷菠萝园，在他乡开始了“甜蜜的事业”。

百年菲劳海外务工潮，从此迈出第一步。

当时，美国刚刚从西班牙殖民者手中接管菲律宾。某种意义上，菲律宾像是美国的一个“准州”，菲律宾人移民美国不受限制。加上之前，美国历史上第一个限制外来移民法案——“排华法案”实施范围扩展至夏威夷，那里存在了几十年的廉价华工，被迫中断工作，这给菲律宾劳工进入美国劳动力市场提供了空间。

“特殊时期的政策给菲劳打开了海外务工的第一扇门。”菲律宾移工权益提倡中心（Center for Migrant Advocacy，简称CMA）负责人埃伦·萨那（Ellen Sana）介绍说，以务农为主的菲律宾劳工，此后的务工目的地开始从夏威夷扩展到加利福尼亚等地；时至今日，走在夏威夷街头，菲律宾面孔仍是出现率最高的亚裔群体，而他们大多都是伊洛卡诺人。

如果说15个先驱的出发，还带些偶然，那么美国此后四十余年的殖民统治，则为庞大菲劳群体的形成，种下了复杂的种子。

“相比西班牙殖民者实施了四百年的愚民政策，美国人似乎更为高明。他们普及英语，完全采用美国教育体系，塑造菲律宾人的美式思维，努力塑造自己是施助者而不是殖民者的形象。”埃伦·萨那笑着，一口流利的美音。

菲律宾前总统拉莫斯1950年在美国西点军校毕业时的毕业照

1996年11月，时任菲律宾总统拉莫斯与来访的时任中国领导人谈笑风生。

美国的策略造就了菲劳天生的语言优势，也在那之后培养不少“职业化”精英。西点军校

“我才是第一代菲劳。”几年前，曾在上世纪90年代担任菲律宾总统的拉莫斯（Fidel V. Ramos，1992年至1998年担任总统，2022年7月31日过世），坐在位于马卡蒂（Makati）的办公室，幽默地开着玩笑。

90多岁的他指着墙上的一幅世界地图，饶有兴趣地讲述他当年取道夏威夷，再到美国大陆求学的经历，“你要问菲劳的故事，我可以说上两个月。”

拉莫斯1950年从美国西点军校毕业。对于菲律宾来说，那是二战结束后的黄金年代。当亚非其他国家还在独立与内乱的泥潭中挣扎时，相对稳定的国内政治环境，给菲律宾营造了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20年间，菲律宾一跃成为亚洲仅次于日本的经济强国。

从美国殖民到黄金年代，大批具有强烈美国认同感的菲律宾人，怀揣着“美国梦”，和拉莫斯一样，前往美国接受教育和工作。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菲律宾人前往美国并不需要签证，买张票就能出发。

培训学校内接受厨师培训的菲律宾女孩

埃伦·萨那说，这个时期外出的菲律宾人，不单是为了谋生，更多的是一种职业追求；在美国、欧洲的医生、护士、厨师等行业中，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菲律宾身影。

至今仍与“菲佣”齐名的菲律宾海员，也在那个时期出现。从美国新奥尔良港口开始，蔓延到遍布世界的航线，出色的语言优势使得菲律宾到现在，仍是全球最大的海员输出国。

同样开始走向世界的，还有菲律宾艺人。“我叔叔可比他们出道早太多了。”马拉特的一个酒吧里，《马尼拉时报》资深记者罗伊（Roy）指着一班乐队，神情夸张地讲述他叔叔赴越南赚“快钱”的经历。

越战期间，大批美军在越南扎营，除了定期到菲律宾红灯区消遣外，也有中介不定期地带领菲律宾艺人前往越南的战场，在营地提供歌舞表演。罗伊的叔叔那时才16岁，薪酬月计，数量丰厚。“那钱放现在看，都是笔巨款，但要是你，敢去吗？”罗伊喝了口酒，一张不羁的脸，写满兴奋。

至今，菲律宾人能歌善舞的传统仍在世界各地；延续在香港，不管是星级酒店，还是街头酒吧， 菲律宾驻唱乐队的身影，仍能经常看到。

黄金时代，菲律宾GDP曾达到过7%的连续增长；美元兑披索最高达到1：2的汇率，时常成为菲律宾人津津乐道的直观例证。然而好景不长，随着第六任总统马科斯上台，军事独裁开始了菲律宾的噩梦。腐败横行，政局动荡，混乱的经济政策，使得菲律宾开始一次次错过世界产业转移的浪潮。

上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菲律宾经济加速衰退，民怨沸腾，大批民众失业，整个社会陷入迷茫。就在这时，中东一批“土豪”国家因石油而崛起，像是一根救命稻草，开始吸引菲劳的目光。

1980年，菲律宾内外债务从区区599美元飙升至惊人的280亿美元。时任总统费迪南德·马科斯，面对令人震惊的国际收支赤字和巨额外债，以及政府无力创造急需的外汇，于1982 年发布了第857号行政命令，或俗称“强制汇款令”（Forced Remittance Order）。该法令规定，所有海外合同工都必须缴纳50%至70%（取决于工人所属类别，海员、专业人员、建筑工人还是家庭佣工）工资，并以官方渠道汇款进入菲律宾银行体系。

当时的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在全球油价高涨的背景下，各成员国经济繁荣发展。似乎一夜暴富的中东“土豪”国，资金充沛，但国内基础建设并未跟上。广阔的沙漠中，一栋栋高楼等待崛起，大规模基建蓄势待发；正在缺乏人力资源之时，英文好、人工相对廉价的菲律宾工人进入视野。从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到伊拉克，从建筑工人、酒店服务生到家政人员，短短的几年内，菲律宾劳工就迅速攻占了中东市场。

“菲律宾劳工历史上的第一次大规模海外务工潮，由此开始。”埃伦·萨那口中的“石油热钱”（Petro Money）给这些劳力的付出，带来丰厚额回馈。20世纪70年代中期，马科斯时代的劳工部通过法案，将海外务工正式合法化，“民怨沸腾的社会，像是突然打开了一个缺口，大批劳工在政府鼓励下开始涌向海外”。

据菲律宾移工权益提倡中心统计，尽管女性权益在穆斯林世界时常得不到保障，虐待菲劳案件时有发生，但因为收入丰厚，直到今日，中东国家仍然是50%以上菲律宾劳工的首选。

随着经济的腾飞，对劳工权益给予相对完善法律保护的港澳台地区，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也陆续开始向外国劳工打开大门。它们和新加坡一起，因为距离近，收入高，同样为菲劳所钟爱。

将近半个世纪，菲律宾国内停滞不前的经济，和周边国家的崛起，交织成一批批菲劳走向海外的宏大背景。如今，整个国家1.12亿人口，海外工作的菲劳占据1/10。对于菲律宾政府来说，居高不下的高失业率，是历届政府始终难解的命题。

“从亚洲第一梯队，掉至第三世界，菲律宾经济近三十年间几乎没有大的进展。”资深媒体人奥利弗·范（Oliver Fan）和愤怒的罗伊一样，说起这个难题，滔滔不绝。

菲律宾人一度以“亚洲民主的橱窗”自居。然而，美国人当年种下的这颗种子，在经济、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的土壤中，今日已长成畸形的模样。

家族政治、贪污腐败、寡头经济的大背景下，菲律宾整体经济一路下滑。国内薪资水平本来就低，而孱弱的工业又无法吸纳日益增长的劳动人口，导致贫富差距不断扩大。

“现在美元兑换披索，跌至1：57.8。你能想象以前1：2汇率吗？”奥利弗·范举例说，上世纪90年代，官商勾结之下，电力企业不断加价，一度引发电力危机，一大批外国投资无奈离去。采访中，这样的例子，菲律宾人会苦笑着说出一大堆。

自阿基诺三世上台以来，经历了杜特尔特时代和疫情的冲击，现在的菲律宾经济相比1990年代有所回升，近2022年和2023年GDP稳步在7.5%左右的连续增长，今年放缓至5.6%。但依旧令人头疼的是，看似稳健的经济增长，根本无法惠及到普通民众——在一个积重难返、并不合理的经济结构下，当局所期待的“涓滴效应”，何时能出现，谁也说不准。

菲律宾劳工部在7月的统计数据显示，5月失业率比上月增加0.1个百分点至4.1%，连续3个月上升，失业人口增至211万。而对于即便有工作的底层人士来说，每日10美元的最低工资标准，很难维持一家数口的生计。

对于政府来说，这是场旷日持久的战役。

正是这样的现实，让陶里娅决定离开家乡。

在决定去台湾前，陶里娅曾在距离马尼拉两小时车程的内湖省（Laguna）一家电子厂打工。在生产手机配件的流水在线，她每天要工作12小时，但每月薪水只有200多美元，养活一家四口十分勉强。

一家主打台湾市场的中介老板介绍说，部分国家和地区，外劳的最低工资标准和当地挂钩；如果菲劳足够幸运去到那里，收入将会比在菲律宾国内务工高出许多，台湾便是其中之一。

上世纪80年代，台湾制造业的兴起，吸引了大批外劳。目前台湾对菲律宾、印度尼西亚、越南、泰国、蒙古开放了劳工市场。而菲劳因为英文好，在电子行业更受欢迎。目前全台湾约有菲劳151,258人、较去年底增加1887人，其中4万人集中在电子厂的流水在线。

陶里娅之前在电子厂的经验，使得她稍加培训便可快速上手；加上距离台湾近，方便回来探望儿子，当“牛头”找到她时便毫不犹豫做出了决定。

想去海外淘金并非易事，体检、中介、培训，几乎样样都要钱。“第一桶金”还没到手，菲劳就要花光积蓄甚至借款。

1980年代，在沙特赚取石油热钱的菲律宾外劳们聚在一起庆祝节假日。

马必尼街上的香港和台湾中介，多数集中在一起。不少人为了增加申请的成功率，往往会同时向这些中介提交多份申请。

在其中一家遇见王先生时，他刚刚下飞机不到一个小时。白皙高个，金边眼镜，油头一丝不苟梳向脑后。“非常忙，只待一晚，明天就飞印度尼西亚。”他一边快速翻看着助理递过来的求职劳工的简历，一边招呼笔者。言语中，透出香港人典型的礼貌和干练。

尽管中介公司的职员一再笑着强调，他不是公司老板，但还是能感觉出他们对王先生的敬畏之意。可以理解，这些从香港等地前来对接的合作方，处于产业链的上一层；他们手中握着大量订单，决定着招工数目和质量。

王先生供职的中介公司位于香港将军澳，主要服务当地小区。而旺角则是全港中介的集中地，三千多家中介，大都汇聚那里。几乎每家每月，都有职员像王先生一样飞往周边，源源不断地将劳工带回香港。

每月飞一次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从业20年的王先生已习惯这样的节奏。随着香港社会老龄化程度加剧，对家佣的需求量不断增加，而菲佣和印佣因为英文程度好，占据了主要市场。经过面试，王先生每次会带回十多名劳工，“没有淡旺季，20多年生意都顺顺利利”，即使是十四年前因“马尼拉人质事件”（Rizal Park Hostage-taking Incident）而菲港关系紧张时期，依旧如此。

2010年8月23日上午约9时半，马尼拉黎刹公园，革职的菲律宾警察罗兰多·门多萨（Rolando del Rosario Mendoza）强行登上一辆属于香港康泰旅行社旅行团的旅游巴士，挟持车上包括游客、司机、导游、领队和摄影师，共25名人质，要求菲律宾政府恢复其职务，后释放 10吗人质。事件持续近10小时后，绑匪与警察爆发枪战，救援行动多次暂停，最终由狙击手击毙绑，以15名人质中7名受伤、8名死亡，及绑匪死亡告终。此为菲律宾警方特种武器和战术部队（PNP SWAT Special Weapons And Tactics）企图强攻大巴时被围观的媒体拍下的照片。

正在挟持香港游客大巴的罗兰多·门多萨拉开窗帘向外观察。仅仅从这张图片就可以得出，菲律宾警方在此次挟持人质事件过程中指挥混乱、毫无重点、进退失据的状况，并最终造成多名人质被杀的后果。很明显，合格的警方狙击手应该在门多萨拉开窗帘时开枪狙杀他。

所有事后的调查报告都认为，警方让罗兰多·门多萨同样身为警察的弟弟格雷戈里奥·门多萨（Gregorio Mendoza）介入谈判是此次事件造成8名人质死亡的最主要原因。在协助谈判过程中格雷戈里奥突然向门多萨指称，自己的配枪仍未被交还，并向他说：“哥哥，若他们不交还我的配枪，别达成协议。”约19时15分，格雷戈里奥被押往警察总部被在场传媒发现，他在镜头前跪地喊冤称：“他们会杀我！他们会杀我！我不是共犯！”他的子女及妻子亦一同声援，双方激烈拉扯，场面混乱，尽管警方要求停止录影，但片段仍然被实时直播。门多萨在旅游巴士车头位置收看电视新闻，见到亲人被捕，情绪转趋激动，威胁说：“释放我的弟弟，他是无辜的！如果不释放他，我会杀害所有人”，并对着手机大喊“LAST 15 MINUTES!（最后15分钟）”及“LAST 5 MINUTES!（最后5分钟）”… ….

8名人质死亡后，门多萨走到旅游巴士前方，在20时41分被狙击手射击击中致命，尸体跌出旅游巴士的正车门外。然而，警方直到晚上9时30分左右，才将受伤的人质梁颂学及易小玲被抬离车厢。所有人质获救之后，现场一度混乱。大量记者和围观者涌入现场甚至进入旅游大巴车厢。约十分钟后，警方在内政部长林炳智的建议下开始封锁现场。

2010年8月25日晚上，香港青年协进会在九龙旺角西洋菜街与市民悼念事件死难者。事件发生后，香港迅即蔓延仇菲情绪，有菲籍家佣团体声称，有佣工因事件遭港人雇主恶劣对待、无理解雇；更一度谣传指有菲律宾人在港遭人迁怒袭击，甚至被杀害，港菲官员均有分别澄清。

2018年4月12日晚，时任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在香港访问时向公众表示：菲律宾并没有就2010年8月发生的这一事件发表正式道歉… …请允许我对中国人民表示，从我的内心深处，我作为菲律宾的总统，谨代表菲律宾人民，就此向你们正式道歉，我并尽可能地在此承诺，这绝不会再次发生。

香港的女性菲劳多集中在家政行业，这与多集中在组装在线的台湾不同。严格来讲，台湾并不允许“家佣”存在；只有生活不能自理人士，由医师评定具备资格后，才能请“看护”。政策相对宽松的香港，给菲佣提供了相对庞大市场。

“流水在线的工作太单调了。”29岁的安宁（Ana），刚刚结束台北两年的工作，正准备申请到香港，腼腆地她笑起来一口洁白的牙齿，能说简单中文。尽管听闻身边姐妹抱怨过，做家佣自由时间太少，不过她还是期待到想象中灯红酒绿的香港看一看。而传闻中，拥挤的香港居住空间，对她来说也不是问题——在马尼拉，大多数中产以上家庭，提供的佣人房也不过三四平方米，刚刚放下一张单人床。

培训学校内正在接受家政培训的学员

“比起家佣，我更想去香港做售货员。”安娜提起香港，掩饰不住的憧憬，转而划过一丝失落，“可是从没见中介招过，只能想想罢了。”

香港法例保护本地劳工的就业，外籍劳工来港，大部分都是从事家庭帮工。法例规定，一旦以家佣身份申请来港，便不得从事其他行业。因此安娜的售货员梦，很难实现。

安娜和陶里娅 都拥有大专文凭，这让她们在激烈的竞争中，更有吸引力。

菲律宾大大小小的学院并不少见，菲律宾移工权益提倡中心的埃伦·萨那介绍说，美国殖民期间，修建了不少学校，大大提升了当时的教育水平；如今教育水平一路下滑，大大小小的院校质量层次不齐，但教育商业化的普及，使得获取一份两年制的专科文凭并不难。据移工权益提倡中心统计，如今在香港工作的菲劳，60%以上有专科学历，27%更持有本科文凭。

不管是怀着“美国梦”、“中东梦”还是“香港梦”，她们只能凭借这些文凭跨进面试的门坎；要想拿到真正的工作机会（offer），还需经过重重关卡——那是一个庞大的产业链。

之前菲律宾政府在30多个国家分支机构菲律宾外劳办事处（Philippine Overseas Labor Offices）隶属菲律宾劳工部。为了更好地为海外菲劳服务，2021年12月30日时任总统杜特尔特甚至成立了海外移工部（Department of Migrant Workers）。这些机构像是蔓延至世界的信息终端，每日源源不断地收集着各地雇主的“订单”信息，通过审核之后，汇聚到海外移工部；与此同时，有出国意愿的菲劳也可以向海外移工部登记个人信息。

于是海外移工部成为同时汇聚“订单”和“菲劳简历”的信息大本营。双方的需求在这里匹配，成为菲劳申请工作的第一步。

菲律宾外劳出国流程

这个过程中，雇主和菲劳出于便利的需求，首先催生了“中介”这个庞大的行业。事实上，“匹配”面试的过程往往由中介完成，等最终结果敲定后，再向海外移工部报备，办理正式手续。

面试一旦成功，意味着菲劳拿到“有条件录取”的机会，随后便是一系列繁忙的“新生培训”。不论国家和行业，所有菲劳都需参与“行前座谈会”（Pre-Departure Orientation Seminar）——了解办理手续的流程、出国线路、搭乘交通等各个方面。对于从事“家佣”的候选人，则要另行参加所在国的语言和文化的基础培训。这些需要花费一到两个星期时间。

而由菲律宾教育和技能发展局（Technical Education and Skills Development Authority 简称TESDA）提供的技能培训，最负盛名。这是“新人”获得“十八般武艺”的修炼集中营。

炉灶、厨具一应俱全的家庭厨房，洗涤、烘干、熨烫一体的洗衣房，和实体大小一模一样的酒店样板间，木工、车床、电焊设备完善模拟车间… …这里几十间教室，提供包括烹饪、酒店、服装设计、语言、半自动化在内的240多门课程。每个课程需要花费一个月到半年不等的时间。

德国公司在这里设有推广自动化操作系统的工作间，韩国政府通过基金会捐助了3D动画设计学院，日本企业资助有日式餐饮培训课程，本地华社则捐建有主打绿色能源应用课程的学院… …冠以政府或企业之名的项目，有些“定向委培”的意味。

菲律宾教育和技能发展局公共关系处执行总监艾尔准（Aldrin）介绍说，除了直属的分校外，菲律宾全国还有2000多间TESDA认证的私立培训中心，这是菲劳催生出的另一个庞大产业。有些实力强大的中介机构甚至办有自己的培训学校，“自产自销”提供菲劳出国的一条龙服务。

当菲劳完成这一系列培训，拿到海外移工部颁发的培训结业证书，体检合格，才意味着真正的工作到手。

培训学校内正在接受家政培训的学员

第一桶金

培训学校内正在接受家政培训的学员

白手起家，这几乎是所有菲劳走出国门前的窘境。

护照费、体检费、保险费、政府服务费… …几乎样样都要钱。即使拿到工作要约， 也让本身就是低薪行业出身的底层“月光族”不堪应付。

菲律宾政府规定，对于“家佣”和“海员”这两项务工人员，不得收取中介费用；对于其他行业，则根据不同地区，做出限制。例如，赴台的工厂工人，中介费不得超5万披索。但菲劳涉及国家和地区众多，菲律宾法律条文又常常和雇主所在地的规定相冲突，如香港政府就允许，中介可以收取第一个月薪水一定比例的中介费。

这种情况下，产业上层的中介收费混乱，常常收取超出规定的高额费用，而求职心切的菲劳大部分都选择忍气吞声。有过海外工作背景的安娜，按中介的行话讲，叫“回锅工”——之前的工作让他们小有积蓄。而对于陶里娅这样的“新人”来说，这些费用并不是小数目。

可钱从哪里来？菲劳产业链由此催生新的一环——个人借款业务。

台湾人杰克（Jack）在马拉特经营的公司，是最早的一批个人借款公司。同周边的中介公司相比，不到五十平方的办公室，气氛安静，略显低调，但却牵系着数万菲劳的身家。

“首次出国的菲劳，一般需要借7至8万披索；对于金融机构而言，这并不是一笔巨款。”杰克介绍说，国际性金融机构并不屑于做这种小额“个金业务”；本土银行如首都银行（Metro Bank）、BDO，在海外又很少有可以收款的分支机构；加上在香港等地区，菲劳可以自由转换雇主，难以监控还款来源——这就给小型放款公司创造了生存空间。

严格来讲这样的”放款公司”，属于金融周边产业，并不是金融机构。对于菲劳来说，借款并不难。通过面试之后，持有中介合同以及国家调查局（Nation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开具的无犯罪证明，经过核实，最快当天就可以拿到现金。

一部分缴纳中介费，一部分留给家人，剩下的则作为自己的备用金。对于零基础的菲劳来说，这笔钱相当于雪中送炭。

从台湾到香港，从中东到韩国，这些放款公司有各自不同的专属条线。菲劳在这些地区安顿之后，便可通过各家公司在当地的合作方进行还款。杰克的公司在台湾的“全家”、“7-11”等便利店，铺有众多网点，菲劳还款十分方便。而不具备条件的菲劳，在借款时便向放款公司开具“期票”（承诺即期或于规定的若干天内，支付一定金额给执票人的本票），每月定期汇款进入个人账户，而放款公司只需定期去银行“轧票”（兑现上述期票）即可。

原则上，菲劳要在出国的12-14月内还清借款。按照行规，每月还款额是其工资的1/3，剩余的分别寄给家人和留作己用。

7月底，陶里娅再次来到马拉特时，已拿到工作要约。她即将前往台湾新竹科学园区一家电子厂，在那里经过一个月的培训后，便会成为流水在线万千菲劳中的一员。几乎没有积蓄的她，向一家放款公司借了8万披索，年利率23%——“这还是老板打了折的。”放款公司的人员说。

“我唯一的愿望就是尽可能加班。每天满12小时，每月就能赚3万披索，这样还完债还能有积蓄。不给加班，笔者就不去了！”和满是兴奋拿到香港工作要约的安娜不同，陶里娅一脸随时展开战斗的紧迫感。

负债出国，第一年往往是最艰难的时光。杰克说，曾有大批越南女佣因为最终还不起高昂的中介费，选择逃跑，导致政府一度暂停了越南家佣入台。

熬过这一年，“第一桶金”才刚刚开始。

学员在培训中心进行酒店管理训练

何日是归途

每年圣诞节前后，是菲律宾机场最为繁忙的时节。不单是因为游客，还有菲劳集中返乡。他们穿过机场专设的海外菲劳（Oversea Filipino Worker）通道，丝毫不嫌麻烦地拖着电视、计算机、童车等五花八门的礼物，脸上带着收获的喜悦，迫不及待地奔向期待已久的亲人。

这也是陶里娅脑海中浮现过无数次的画面。

“高工资，大房子。”大多接受采访的菲劳，对于梦想，给出的答案如出一辙。每一个外出的菲劳，身上都肩负着一个至少三口人以上家庭的重任。除了给父母、儿子赚生活费外，陶里娅希望有朝一日能攒够钱，在家乡的镇上开一个加工纯净水的小水站，给家里买一座大房子。

在离马尼拉3小时车程的八达雁省（Batangas），我们看到了“梦想照进现实”的例子。那是一个极为偏僻、连地图都不曾标识的小山村，却因村民外出打工发家致富，被媒体冠以“意大利小镇”的名号。来到这里，丛林密布的山坡上掩映着一栋栋意大利风情的别墅。它们大多三层高，设计别致，材质考究。

朱恩·曼西诺（Jhun Mansino）在意大利米兰打拼了24年后返乡，花费近400万披索，建起了现在的房子。他介绍说，单是这个小山村就有700多名村民，在亲戚的带领下，先后前往意大利打工，村子的面貌也随之不断改变。这是菲律宾赚取外汇，成功反哺家庭的一个缩影。

“菲劳带来的外汇收入，正以每年4.9%的速度稳定增长。”菲律宾央行高管表示，海外劳工每年为菲律宾带来将近400亿美元的收入，占整个国家GDP总量的10%。

目前，这些外汇主要来源地是美国、沙特阿拉伯、阿联酋、英国、新加坡、日本、香港等地。而这些外劳数量，还在以每年200万的速度增长。

“何时会大面积进入中国大陆市场？”对于这个许多人好奇的问题，但这没有给出明确答案。确实，在南海局势紧张的当下，任何关于中国的话题，都显得有些敏感。

随着中国国际化程度的提高，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在华定居和工作。在北上广等经济发达地区，对于高质量家佣的需求正日益旺盛，但直到目前，中国还未对菲佣开放市场。

“中国本身存在大量劳动力，需要消化；开放外劳，进而本国劳工就业造成的冲击，相信是中国政府首要忧虑。”拉莫斯几年前说道。

尤其是在现在两国关系暂时紧张的当下，本届小马科斯政府任期内，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6月28日，一名29岁的菲律宾女子与一名30岁、自称是菲女丈夫的中国男子一起，在宿务马克坦国际机场（Mactan-Cebu International Airport）试图登上中国东方航空公司飞往上海的航班时，被菲律宾移民局移民保护和边境执法处 (BI’s immigration protection and border enforcement section)的移民警察拦截。然而，移民警察们在他们提供的婚姻登记文件中发现了许多不一致之处。这种事情，几乎每个月都会在菲律宾发生，显然这些菲律宾女子并不是与中国男人结婚后前往中国探亲或定居，她们很有可能是被中国中介引进的菲佣。

对此，暨南大学菲律宾研究中心副教授代帆此前给出的意见是，采取“菲佣配额制度”。他认为，菲佣市场和国内劳务市场并不存在明显的竞争，政府可以每年为大城市提供一定配额的菲佣，这样既可以满足市场需求，而且也可以解决非法存在的“黑菲佣”问题，更可以让菲律宾形成对中国市场的依赖。

“目前中国对菲律宾的经济影响力实际上不大，远远比不上日本等国。”代帆说，从近期菲律宾与港台两地的争端中可以看到，菲律宾对两地的大量劳务输出，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菲律宾当局的政策，最后以让步告终；长远来看，值得中国大陆政府借鉴。

然而即便如此，将千万菲劳捧作“国民英雄”的政府，是否真的发自内心鼓励劳工走出国门，仍然是个疑问。

“菲律宾其实是个有些自傲的国家”，台湾人杰克说起话来十分坦率。他认为，作为曾经的亚洲强国，出于国家形象的考虑，菲律宾政府并不是真心提倡菲劳输出，尤其是女佣。近两年，在给菲劳办理贷款业务时，一些部门的刻意设障，让他感觉尤为明显。

“把菲劳捧作国民英雄，纯属无奈之举。菲劳走出去，影响国家形象，但政府又不好公开说出口；说出来，这个贫富落差如此大的社会，谁来养活这些人口？”罗伊表达了同样的观点，言谈间有些激动。

在美国他们是护工，在香港他们是家佣，在中东他们是建筑工人和服务生… …在罗伊看来，菲劳这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提供了一个观察菲律宾人性格的视角：他们温和，做事勤恳而又吃苦耐劳。而背井离乡，丢下家中的老人和儿童，到他乡打拼，也是迫于生计的无奈。

事实上，小马科斯早在竞选总统时就许诺，降低贫困率，创造就业，让更多的人回到亲人身边工作。

香港中环金融中心每个周末都会看见大批席地而坐的菲佣在聚会

“而现在呢？我们才一年又一年不想远赴他乡赚钱，我们想和家人在一起工作，我们想每一天最起码每个周末有家人陪伴，我们想和所有的菲律宾人一起建设我们的国家。”采访罗伊的当晚，笔者和其他几个菲律宾同行，在马拉特的一个酒吧聊到很晚。聊到了最后，众人陷入一阵长长的沉默，可能是因为酒精的缘故，他们的眼眶红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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