丽恩·卜艾

老杜2016年上任后，为了扭转菲律宾民间毒品泛滥问题，授予菲律宾警方法外处决疑似正在使用或贩卖毒品者的权力，并以除罪化为手段为鼓励民间义警实施同样的行动。一时之间，涉毒嫌犯成了人人除之而后快的过街老鼠，相关数据显示超过3万人因此而丧命。虽然，一时之间菲律宾毒品蔓延的势头被扼制，治安状况也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但，警方和义警私刑处决，必然让滥杀无辜、挟私报复之类的事情时有发生，不少无辜者白白流尽血，成了“不得不”付出的代价，成了警察业绩和政客政绩的注角。

由菲律宾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玛丽亚·雷萨（Maria Ressa）创办的独立媒体──《拉普勒》（Rappler）──一直都是这场至今尚未结束血腥扫毒战争的见证者和报道者，并仍在持续追踪似乎已在国际上变得“无声无息”的反毒行动。其资深调查记者丽恩·卜艾（Lian Buan）日前在2024亚洲新闻专业论坛接受专访，向读者分享这场反毒行动的后续，以及当司法人权、言论自由、转型正义、甚至自身安全都受威胁之际，记者们坚持报导的经验、信念与人性挣扎。

2017年8月16日，17岁的菲律宾少年桑托斯（Kian delos Santos），横死在马尼拉暗巷里。当时的菲律宾正逢扫毒行动高峰，每一天警方都会以扫荡毒品之名在街上“击毙毒贩”，而桑托斯只是那一夜里、死于马尼拉的24名“毒品嫌犯”之一。菲律宾警方声称，桑托斯是因为“涉嫌毒品犯罪并持枪拒捕”，警方才不得已开火还击。但监控录像却清楚显示：被警方控制的桑托斯手无寸铁、毫无抵抗之意；更有目击者更指证是警察硬塞给桑托斯一把枪，强迫他逃跑、开枪，制造拒捕假象，更何况桑托斯还是右利手，警方却声称他左手持枪。
毒品战争让杜特尔特在菲律宾社会享有超高支持率。支持者认为，因为菲国的司法系统贪腐且没有效率，因此国家才需要杜特尔特的以暴制暴“为社会放血排毒”。然而杀无赦的执法态度，虽降低了整体犯罪率，但谋杀等重罪率反因私刑数量增加而飙升。

菲律宾警方统计，在杜特尔特总统6年任内，毒品战争直接杀害的涉毒嫌疑者大概在7000人上下；但人权团体则质疑“警方数据严重低估”，因为贩毒链末端的吸毒者、贫民小区、甚至无辜的路人，都沦为警方争取绩效奖金而滥杀的目标对象。若再加上因警方“外包反毒任务”而遭民兵、帮派私刑谋杀的受害者，恐有超过3万人因毒品战争失去生命。

更糟的是，警方的反毒绩效不需司法授权、“犯人”都被当场杀死，难以验证到底谁是毒贩？谁是吸毒者？谁又像是少年桑托斯一样，什么也没做却被当成“绩效人头”而枉死送命？

毫不忌讳的滥杀执法，虽让杜特尔特等10名官员被控“危害人类罪”（crimes against humanity），而从2018年起被国际刑事法院立案调查，但菲律宾警方根深蒂固的“杀人免责”陋习却不受影响──尽恐逾3万人因非法处决而死，但官方责任调查截至2024年6月，却仅有8名警察因为滥杀无辜而被判有罪。

2017年8月17日凌晨，马尼拉市，一名在警方扫毒行动中遭枪杀的男子遗体被抬上车。17岁少年桑托斯之死也发生于同一晚的行动中。

在政府单位相互包庇诿过之际，菲律宾本地的调查报道愈发重要──其中，拉普勒一直在不懈调查、持续揭露毒品战争罔顾人权事例。拉普勒2018年制作调查报导《马尼拉谋杀事件》（Murder in Manila）揭露警察如何勾结民兵、帮派，将毒品战争的私刑处决内化成一条完整的失控产业链。这一系列报告虽然获得国际新闻奖的诸多肯定，却让拉普勒成为杜特尔特政权的眼中钉，除了一度被勒令停业，其创办人、2021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玛丽亚．瑞萨（Maria Ressa），更因此卷入数起官司，反复经历逮捕、保释，至今仍有2案缠讼中，让菲律宾新闻自由恶化成为另一个国际焦点。

2022年6月，杜特尔特任满下台，菲律宾自此进入小马科斯总统时代。小马科斯的父亲是菲律宾前独裁者老马科斯。当老马科斯在1986年人民力量革命被推翻时，小马科斯也随父亲狼狈流往海外，直到1991年才因“政治和解”而与母亲伊梅尔达（Imelda Marcos）重返菲律宾。2022年大选中，小马科斯与杜特尔特的女儿萨拉（Sara Duterte）为副总统联盟竞选，但他上台后，国际媒体对菲律宾对于“毒品战争”的关注却骤然消失。

“可在菲律宾，血腥的扫毒战并没有落幕。”拉普勒调查报导团队的资深调查记者卜艾，就是在这场毒品战争中，继续追究那些“肮脏哈利”刑责与真相的新闻人之一。过去两年，布安持续追踪毒品战争中被捕者从街头枪战流入监狱、法庭后的处遇，并揭露现任总统小马科斯重新调查争议案件的许诺为何令家属感到失望受骗。

卜艾说，在加入拉普勒之前，自己一度心灰意冷地想要离开新闻业。大学毕业之后，卜艾于2010年入行、为菲律宾主流电视台《GMA》工作，但2016年的某天深夜，负责直播杜特尔特记者会的卜艾，却恍然听见杜特尔特怒骂“记者都是蠢蛋”、应该“杀死记者”，这令她突然感到菲律宾新闻业未来毫无希望与保障，毅然辞职搬到英国休养。

布安在亚洲新闻专业论坛分享她遭到菲律宾政府贴上“红色标记”等的亲身经历。
没想到她搬到英国不久，菲律宾最高法院批准已故的前独裁者老马科斯葬入国家英雄公墓。此事让菲律宾舆论对历史的看法更分裂，却让卜艾决定再给新闻之路一个机会：“我发现自己实在难以忍受只是待在远方看电视，我必须重回记者一职。”2017年她加入拉普勒成为一名司法记者，策划并主持法律Podcast节目《杜特尔特领地的法律》（Law of Duterte Land），解析毒品战争的法律争点，促进公共讨论。

卜艾表示，多年来坚持做司法人权报导，因为忘不了一张又一张无助的脸，“跑法院采访的这几年，我看过穷困的母亲站在法院门口，因没有鞋子被拒绝进入法院；我遇过输了官司的母亲，告诉我她不会上诉，‘因为没钱复印上诉需要的文件’。”

卜艾说：“如果连些简单的事都很难完成，民众怎么可能相信法庭将带给他们正义？如果最高法院高喊着‘我们已为所有人实现公平正义’，但当事人、一般大众都感受不到，所谓的公义也就毫无意义。”

在2024亚洲新闻专业论坛，她解析小马科斯如何以通过社交媒体的虚假信息洗白其家族，例如声称戒严时期小马科斯只是“不懂事的男孩”，不用为其父马科斯的以及独裁统治、令人发指的贪污草菅人命负责，以掩盖他倚靠家族资源上位的事实。她曾任菲律宾全国记者联盟（National Union of Journalists of the Philippines）执行委员，也分享在公众讨论空间愈趋极化、菲律宾新闻环境恶化之下，新闻人如何尝试促进对话，让大众记住历史、记住亟待处理的人权课题。

2022年大选期间，卜艾在采访一位总统候选人。
菲律宾毒品战争迄今超过8年，发起行动的杜特尔特总统也已在2年前卸任、交棒给小马科斯。不过，国际媒体对于菲律宾这场残酷执法的报导，却好像没有“后续”──是因全国性的毒品战争真的落幕吗？或小马科斯政府改变了政策？

卜艾：

小马科斯就任以来，警方扫毒行动并未至息，至今仍有无辜者每天枉死。根据菲律宾大学的报告──目前唯一持续统计扫毒相关行动致死人数的学术单位──小马科斯上任第一年内（2022～2023年），平均每天有0.9人死于毒品战争，这比杜特尔特任内平均每日0.8人死亡的数据更糟。

小马科斯不会像杜特尔特扬言“我会杀了所有人（指毒贩、吸毒者）”，或在执法指导准则（Command Memorandum Circular）上，写明警方可以“敲门”进入民宅搜索，并“消灭”（neutralized）疑似贩卖或使用毒品者。但实际上，小马科斯政府只是把指导准则修改得更冗长，执法措辞仍让法律专家和我感到担忧。例如指导准则上仍写着警方可以“采取适当行动”，但“适当行动”到底意味着什么？警方仍能在无搜索票或逮捕令的情况下直接上门吗？政府故意不写清楚，保留模糊空间，这就是小马科斯和杜特尔特最大的差异：小马科斯非常擅长用外交辞令粉饰太平。如果我们不注意细节，小马科斯政府便会声称一切依法行政。

不过，小马科斯上任后将菲律宾国内舆论焦点转移至南海主权争端上，他的强硬态度也在国内大受好评。所以现在已经很少有媒体、学术研究单位投入资源追踪毒品战争的后续效应。

但这也不能全怪媒体，毕竟记者们已经过了6年来每天清点死亡人数的日子，大家都身心俱疲，要继续数下去也有点不近情理──“记录死亡”的累积心理压力，其实是记者们长期追踪毒品战争最大的挑战。

我印象很深的是，疫情期间为了制作一则毒品战争的数据新闻，每天都要阅读警方发布的扫毒报告，里面记载了人们如何被杀掉，再从里面手动撷取信息、汇整至Excel──这些报告总共有3TB。我们每天读报告，就这样读了2、3个月，最后我的大脑只想关机、停止运作。就算只是汇整数据，我感到无法再承受那么多人死亡。

菲律宾目前最糟的地方是：没有任何实质、具意义的问责机制能为受害者伸张正义。从2016年开始，将近3万名菲律宾国民在街头上，遭警方“查缉毒品”而杀害，但至今却只有4宗案件、共8位警察被起诉、定罪。这种比例算什么？即便小马科斯任内内将部分案件重启调查，但仍有许多受难者家属向我投诉，调查过程经常草草了事，就以“目击者退出调查”或“没有足够线索”交差结案。

我采访到太多、太多因此沮丧的家属和律师，他们质问：为什么这么少人被定罪？我想，造成目前的局面有两个原因。其一，我们的司法系统在毒品战争之前就面对各种挑战，比如严重缺少法官，审理速度非常慢。加上又有大量毒品案件涌入，司法系统根本不堪负荷，监狱也人满为患，超过1万名羁押被告等候审理的时间大于3年。其二，司法和司法系统的第一线是警察，但他们总是互相包庇，家属连得知哪一位警察杀了自己的亲人都非常困难，更别提起诉他们了。

卜艾带领团队调查菲律宾反毒战后的监狱、拘留所人权争议，今年6月发布纪录片《无声的悲剧》（Silent Tragedy）。

毒品战争除了引起法外处决等人权争议，也引起外界对于菲律宾新闻环境的关切──杜特尔特就曾直言要杀记者。那么2022年小马科斯上任后，记者处境是否改善？

卜艾：

2022年我被指派负责报导小马科斯的竞选活动，一开始他们的态度还算友善，但几篇较批判性的报导刊出之后，状况就来了。在一次竞选晚会上，小马科斯团队人员把我的手机抢走、试图用物理方式阻止我采访拍摄。我更被他们纳入媒体封锁名单，不再被邀请出席他们的记者会、也收不到新闻稿。最后，我发现自己被政府贴上“红色标记”（red-tagged，与左翼分子有牵连），这是我记者生涯第一次遇到这种事。

2022年以前我写了那么多关于杜特尔特毒品战争的报导，都没被红标，结果刚开始报导小马科斯一家就被盯上。很长一段时间，我的X（前Twitter）私信乱成一团，不断收到来自不知名账号的威胁和骚扰讯息。而且，性别羞辱也会是他们攻击女记者的武器之一。后来拉普勒为我拟定了一份安全计划，也派了随身保镖给我。虽然有时我不得不请公司放宽安全措施，以免保镖随行影响采访。

前阵子我和菲律宾全国记者联盟的伙伴执行研究计划，透过访谈，看见其他记者被贴上红色标记后人生剧变。有一位记者每天都睡在床底下，他告诉研究团队，“如果他们开枪扫射我住的房子，躲在床下至少可以挡一挡。”还有一位记者每天都撑到清晨5点才敢睡觉，“因为逮捕（异议记者）行动通常发生在凌晨1点到3点，我得保持警觉和清醒才行。”

我想，他们的目标是让针砭时政的记者疲惫不堪。这些行动并没有组织化，也没有特定的一套论述或叙事，但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攻击你，让你不堪骚扰、最后停止报道。

红色标签在杜特尔特总统任内开始变本加厉，他发布命令成立“结束地方共产主义武装冲突国家项目小组”（National Task Force to End Local Communist Armed Conflict），左翼社运人士、记者、原住民领袖、教师和律师接二连三的被抹红。小马科斯上任后，被贴上红色标签的对象更不再限于非主流、左翼小众媒体的记者，封杀名单里的主流媒体记者人数大增，光是“报导新闻”就会给人带来麻烦。

卜艾在2024亚洲新闻专业论坛上解释，小马科斯总统的团队擅长回避以批判角度提问的记者受访，以洗白马科斯家族的“黑历史”。
那你自己怎么看待小马科斯与他的家族？

卜艾：

目前我还是在“红色标签”（Red-Tagging，菲律宾政府对新人民军叛军和左翼社运人士贴的标签）名单上。目前拉普勒则改派其他记者负责报导小马科斯。前阵子澳洲媒体《ABC》记者在记者会上询问小马科斯关于其家族不当得利返还，小马科斯显得非常恼怒，甚至试图阻止澳洲记者继续提问。详见《“你家贪污的100亿美金还不还？”澳洲记者当众揭底小马科斯》。

这起风波让社会热烈讨论：“为什么没有菲律宾记者，敢当面质问小马科斯家族的不当得利？”但事实上，所有试图提问的菲律宾记者──包括我在内──早都被列入黑名单，根本没有机会对他提问，小马科斯团队太清楚知道该避开哪些记者。

虽然有人质疑小马科斯，不过菲律宾也还是有不少民众相信他和马科斯家族。我可以理解这种现象，因为菲律宾人非常重视家庭，下一代选民经常继承父母、祖父母的政治观。像是我出生在菲律宾北方，和马科斯家族说着一样的方言，成长于马科斯家族支持度非常高的地方（称为坚实的北方 the solid north）。从小到大，我一直被奶奶告知菲律宾的戒严时期是“黄金时代”。此外，我们的学校教育中并不包含戒严时期的历史，除非你遇到愿意讲述这段历史的老师，比如我直到大学才晓得这段历史。

拉普勒内部也不断讨论该如何与更多读者对话。其中一个针对年轻族群的措施是进军抖音。我明白资讯安全疑虑、以及该公司与中国政府的复杂关系，但对菲律宾年轻人之中抖音仍是最受欢迎、也是新闻信息最被传播的社群平台之一。因此拉普勒每天还是花时间将深度报导内容转化为1～2分钟的解释性新闻，希望更多年轻人能从虚拟的平台看见真实的世界，无论是持续的毒品战争、还是小马科斯家族具争议的另一面。

我也希望世界能继续留意小马科斯的动向。虽然他对外表现得十分民主、勇于面对邻国，但也别忘记马科斯家族的各种争议。无论是菲律宾人还是国际媒体，都必须对他的政治纪录与人权态度抱持观察和警惕。

除了毒品战争当中的人权争议，你也撰写大量报导关注监狱、拘留所人权。14年的记者生涯中，哪一则报道对你来说最为重要？

卜艾：

我到现在还记得，新冠疫情期间和同事调查，为何菲律宾最大的新比利德监狱（New Bilibid Prison）受刑人死亡率大幅上升。当时，第一篇追踪报道刊登后，许多受刑人家庭联系我们：“你能帮帮我们吗？我的亲人在监狱医院里可能快死了，但我们不知道里头究竟发生了什么。”

对记者来说，遇到家属求助其实有点尴尬──一方面你希望维持中立的纪录者身份；但面对绝望的家属，你也不忍心置之不理。最后，我还是协助将家属的联系方式转交给相关的政府单位。其中一位求助个案，是妹妹替身在狱中的哥哥求助，几经周折，我们最后在一间监狱医院找到了哥哥，妹妹也同意我把她的故事写入报道。几周后，妹妹打电话给我。我以为她只是打来确认受访时间，没想太多就接起电话，没想到，电话那头却传来“我哥哥去世了”。

挂掉电话后我一直在想，如果我再早一点刊登这篇报道，死者是不是就能实时就医？是不是就能活下来？虽然编辑不断告诉我“这不是记者的错”，但我一直没办法忘记那种自我质疑的矛盾感。当事人的妹妹告诉我，他们一直无法顺利从太平间领回哥哥的遗体。那一刻，我决定先不管记者的身份了，我就是想帮助他们。

菲律宾电影《末日杀神》（On The Job）海报。该片讲述的是两名囚犯会不时被从监狱释放出来，为他们的老板杀人，成了无法被追踪的杀手。
我相信多数菲律宾记者心里都面对这样的矛盾与挣扎。理论上，记者应该保持中立、不该是倡议者。但我时常想起38年前、菲律宾戒严时期的新闻前辈经验，当时的他们是记者、也是争取新闻自由与民主的公众倡议者，在菲律宾民主化的过程扮演关键角色──我相信用报导真相来抵抗独裁，是菲律宾媒体的传统，也是我辈仍在守护与传承的新闻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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