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我随先生去了纽约工作。当得知这一消息时，我的第一想法是：太好了，终于可以让母亲跟我一起出国，补上以前的遗憾了。很多年前，我在南非工作时，也曾一直计划着让母亲去住一段时间，带她去看大陆最南端的好望角，感受大西洋的浩瀚，享受非洲高原的美景，但因那时南非的治安已经变得非常糟糕，每天都能听到各种恐怖案件发生，于是这个计划生生地被打消掉，虽有不甘，可也是出于安全考虑。

　　一到纽约，我就边工作边了解旅游景点和路线，母亲喜欢自然风光，熊山丶七小湖丶乔治湖，这些风景优美的地方她一定会喜欢。我们的住房是由单位提供，公寓楼环境不错，只是房间偏小，但在曼哈顿这个寸土寸金的地方，有这样居住条件已经是很不错的。我设计怎样安顿母亲，她是个特别爱乾净的人，一辈子在医院的手术室工作，职业病特点突出，记忆里小时候的家总像病房似的，一尘不染，只差无菌消毒了。所以我跟先生商量，让母亲住我们唯一正式的卧室，我们住儿子那半间小屋，儿子只能在小小客厅里睡沙发了。先生半开玩笑地说：咱们好像在迎接卫生检查团。

　　一切安排妥当，只等母亲驾到，可是她左推右挡，就是不肯来，她说怕身体撑不下来10几个小时的飞机，怕语言不通。我告诉她，乘国航没有一点语言障碍，至於长途飞行，她的身体也没问题。我这样讲，是因为自认为很了解母亲的身体情况，印象中她是刚强的人，是永远不会倒下去的人，可以说她一直是我从小到大心中的榜样。她不像别人的母亲柔情似水，儿女情长，她对我们的教育是没有商量，只有命令。

　　没有办法，她不来，就只有我回去，而单位规定两年才能休一次探亲假。2009年，终于踏上回国接母亲的路。当我与母亲见面时，发现仅两年多母亲的变化却很大，面容上丶精神上，我问她有什麽不妥，她轻松地说：“我很好，放心吧。”可是，可事实并不是如她所说。在去签证的头一天早上，母亲自己下楼出去遛弯儿，我在家里准备早餐，突然听到急促的敲门声，打开门看到一名警察背着母亲，旁边还有一位不认识的帮忙人。警察说他是潘家园派出所的，看见母亲时她是趴在地上，完全丧失了意识，等母亲慢慢苏醒过来，记起家的地址，他们赶快送她回来。我看到母亲的嘴唇丶面部丶甚至手臂几处磕伤，鲜血不住渗出，心里一阵阵痛楚。千恩万谢送走警察和好心人後，我边给母亲擦伤口，边与她商量是否要去医院检查一下，母亲坚决不同意，她说：“没事，就是个意外，可能是早上没吃饭饿的。”接下来再如何问她，她都不做回答，只是宽慰我。

　　签证办理的很顺利。但在美国使馆签证大厅里那3个小时，我不知母亲是用怎样的意志坚持下来的，我在外面等待的3个小时，心一直为她揪扯着丶煎熬着。回到家时母亲非常疲劳，简单吃了一点饭就躺下休息了，我守着母亲几乎一夜未眠。第二天早上母亲早早起床，看见我睁开疲惫的眼睛，伸手搂住了我的肩膀，我心里一暖，我们母女很少有这样亲昵的动作。接下来她平心静气地说：“女儿呀，我已经决定，纽约我就不去了，我的身体我知道，去年检查出有腔梗，虽然我一直在打针吃药，但是看来发展得很快，这种情况出国是给你们添麻烦。”我一下惊住了：“那您为什麽不告诉我呢？”她淡淡地说：“告诉你，你那麽老远也回不来，只能乾着急，没事，等你走我就住院治疗，有你姐姐照顾我，放心吧。”然後，她又从贴上的衣兜里拿出护照对我说：“其实我想出国，主要想去看看你们在国外的工作情况，旅游是次要的，我现在看到了你，也拿到签证，做个纪念吧，就当我已经去过纽约，我满足了。”我的泪水哗哗地流着，我懂得了母亲忍着浑身疼痛去办理签证，是为了最後一搏，但是她被疾病徵服了，认输了。

　　母亲最终没能同我一道走，安排她住院治疗後，我就返回了纽约。两年多後，当我结束工作回国看她时，她已经卧床，除了腔梗，阿尔茨海默病症在她身上已有显现。在整理床铺时发现一本护照压在她的枕头边上，姐姐说，母亲时常会拿出来翻看一下，一脸笑意地指着签证说：“看看，我的美国签证，我可以随时看我二女儿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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