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联合日报“读到的这篇文章《千里扫墓》。作者王晋光先生虽说是他们这一代人，应该也是属於我们这一代人。

　　王晋光先生在文章里写：……一九六一年秋冬间母亲携我坐汽车，从石狮奔赴厦门，经鹰厦铁路，历江西鹰潭，转南昌，奔衡阳，下广州，於十一月下旬抵达拱北。从拱北关可轻易走进澳门。在澳门住了七天，等待船家安排偷渡到香港。

　　这种从拱北进入澳门住几天後，然後“屈蛇”偷渡到香港，如果是我们这一代人，很多人都有经历过。记得在六十年代初，有一趟从澳门“偷渡”出海，在海上遇到狂风暴雨，“大眼鸡“木船翻船出了事故，这一批侨眷妇女与孩子都是来香港等待菲律宾的丈夫丶父亲与她们会面，有些孩子还没有见过父亲一面。自从这次沉船事故发生过後，香港政府接受了持中国“通行证”的侨属妇女与孩子从深圳直接进入罗湖，再乘搭火车进入九龙～香港。

　　王晋光先生在文章里说：那天大慨是十二月二日，翌日凌晨在荒无人烟的海边上岸，我们在北角皇都大厦堂婶淑绵家中住了一个星期。她们一家四口租住一个小房间，临时要增加我和母亲二人，挤迫情况可想而知，五十七年後想起来对此仍是感激不尽。淑绵婶为我们租房和购买日用品。至今我曾为三个人彻夜守灵，父母而外，就是淑绵婶。

　　在六十年代，如果父亲不是“两国王”的华侨，都会把住在香港的家庭移居这里。但是很多“两国王”的华侨！有些人根本忘了自己还有一个家在香港。

　　王晋光先生说：几十年後，我逐渐从历史了解一九五四年的菲化案，从现代政情知道韩战後西方国家对华厦的封锁政策，我知道那时的华侨在恶劣的局势下生活，与家人团聚无望，随波逐流行也许是在绝望下的正常举动。

　　众多华侨“交番婆”的结果，就是战後数十万幼童滞留香江，他们进退维谷，终於成为北角的“福建帮”，成为户口统计上七百四十万人口中的一百一十万人。

　　然而，在香港居住的侨眷家庭很多在七十年移居这里，这些华侨子弟，被老一辈人叫做“香港仔”。虽说是“香港仔”？但是大多数都是入乡随俗，循规蹈矩！安份守纪！几十年後，更多的“香港仔”都成菲华社会的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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