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2日7日凌晨，武汉市中心医院眼科医生李文亮，不幸被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夺去了年仅34岁的宝贵生命，令人唏嘘不已丶感慨万千。李文亮医生是去年12月最早预警这场新型冠状病毒的八名医生之一，因其曾因此遭华南海鲜市场辖区派出所训诫而广为人知。

　　在不到四十天的时间里，李文亮医生经历了一段跌宕起伏丶具有剧情色彩的人生片段：他身为医生基於职业敏感对疫情做出的专业判断，最早通过网络社交平台(同行微信群)发出的疫情预警，遭当地公安部门的不公正对待，其遭遇引发社会广泛质疑；因感染病毒英年早逝，世界卫生组织对其去世表态称“感到悲痛”，湖北省政府丶武汉市政府和国家卫健委先後向其表示沉痛哀悼，中央电视台丶《人民日报》丶《光明日报》丶《环球时报》丶新华网等中央级媒体第一时间刊发评论和纪念文章，国家监察委决定派出调查组赴武汉就有关问题作全面调查……

　　两天来，有关李文亮逝世的各种消息层层叠加丶相互交织，各种媒体评论铺天盖地丶接踵而至，在前期社会效应的累积下，进一步强化了广大公众对作为一位以救死扶伤为天职丶以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为职业操守的李文亮医生失去生命的悲痛和惋惜，以及对其生前境遇的同情和不满。经过一阵喧嚣不已的舆论激荡，如今斯人已逝，在各种假设和情绪宣泄已经对李文亮生命延续和疫情早期防控无力回天的时候，作为一个身份标签的“李文亮”留给整个社会的，是沉重的思考和不尽的追问。

　　回到事件的原点，自本次疫情发轫之初，“李文亮”这个名字就显得格外显眼，备受社会各界和广大媒体的关注。从医生到病人的身份切换，从社会秩序“扰乱者”(《训诫书》语)到疫情“吹哨人”(媒体矫正)的角色转换，从冲锋陷阵的白衣战士到战疫“阵亡者”的人生命运浮沉，从一位普通公民到公众人物的社会认知变迁……之所以如此具有戏剧性，如此具有悲情色彩和象徵意义，根本原因在於，随着事件的发展，李文亮在疫情萌芽状态基於个人专业理性和公共良知做出的敏感认知与精准行为与公安部门当初给予其训诫“政治待遇”构成了後来被事实证明具有颠覆性意义的非对称博弈，二者朝着彼此背离的方向演化：一方是掌握专业话语权的医疗技术人员，而另一方则是掌握社会公共权力的公安机关。孰强孰弱，高下立现。这种带有逻辑必然性的情节演化承载并凝聚着社会公众对真理和真相的朴素期待及对此次事件中公共权力机关糟糕表现的高度不满与深切失望。在此意义上，李文亮堪称疫情由最初的所谓“可控”变为真正“不可控”丶由所谓“不会人传人”变为实质性“人传人”的集中归结与符号化身，因而成为关於本次疫情早期防控工作民间情绪高度累积并集中爆发的一个窗口和把柄。

　　具体而言，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李文亮的正确性。即他在疫情初期，严格说来是疫情尚处於大规模爆发前夕丶最容易防控的潜伏性“苗头状态”，通过自媒体平台发布的专业且善意的同行预警与官方基於社会稳定优先的保守认知形成了对立。这种对立因“甲方”犯了根本性事实错误而触犯了众怒，被广大公众所不容。关於後者，有1月21日和22日两大中央级报纸《人民日报》和《环球时报》发表的《面对疫情，任何侥幸都可能夺人性命》和《一个健康的春节是全国人民最大期盼》两篇评论为证。这种对立本质上是专业性与情绪性丶理性与感性的互斥及政治与科学在非常时期的阶段性失谐，由此导致无论於其个人还是於社会整体认知或曰“情感偏好”而言的“价值错位”，可谓猝不及防始料未及。经过一段时间的发酵，在国家监察委员会尚未做出调查结论的情况下，广大公众倾向於认为，事件本身的经纬基本明晰，有一纸白纸黑字并加盖红印章的《训诫书》摆在那儿，铁板钉钉。一小部分维护社会公共安全的体制性力量打了李文亮个人和整个社会一记响亮耳光，引来个人心灵层面的切肤之伤与痛，招致社会情感层面集体之怨与疑。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今天看来，正是当初有关部门的“一念之差”导致疫情没有被“扼杀在摇篮里”，而是一发不可收拾，出现如今包括武汉在内众多城市“一片孤城万仞山”丶各地农村“鸡犬之声相闻，而彼此不相往来”之苍凉景象。这实在是武汉这座号称“九省通衢”城市之大难丶湖北省这个被誉为“荆楚之地丶云泽之乡”中部大省之大痛，乃至整个国家之大不幸。

　　二是李文亮所遭受的不公正对待。即在医学专业维度，李文亮个人职业的专业性和个人身份的特殊性(医务工作者)在与体制性行政力量的强制性与“非专业性”博弈中“败下阵来”。《训诫书》中一问一答丶“照单全收”式训答对话很像是一张基於对方心理强制的“行政处罚单”，其背後的操作逻辑明白人都看得懂。李的认领式回答到底有几分心甘情愿在里头，值得怀疑。要一个做了自己和社会普遍性认为是对的事情的人去推翻自己的价值判断，本身就不可思议，有悖常识。回到事情本身，李文亮的行为与疫情发展对其个人早期职业敏感的终极验证与呼应相“并轨”，导致社会情绪的整体反弹与集中爆发。这反过来进一步验证并强化了他的“专业正确”与“价值正确”，契合了全社会对疫情早期防控当地政府原本可以做得更好的基本判断，从而在它的对立面击败了属地社会治理主体当初虽未明言但显而易见的所谓“政治正确”。《训诫书》言之凿凿丶振振有词地指出：“你的行为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超出了法律所允许的范围，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有关规定，是一种违法行为！”在被执法者打了折扣的法律面前，普通公民李文亮在整个过程中实现了从医疗职业个体向社会事件化身的标签化转移。如此视科学与事实如草芥的地方治安管理无论於本次疫情防控丶於党中央一切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还是於社会治理和国家发展丶於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而言，无疑都是一种巨大的反讽。何以至此？歪嘴和尚念错了经！

　　生前身後事，来去两重天。随着李文亮这个奋战在抗击新型冠状病毒一线的标志性人物在生命意义上成为历史，以及在历史意义上被赋予新的生命，如何理性处理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政治如何善待科学并实现二者和谐共生，价值先行如何战胜立场先行，着实需要整个社会多一些人文情怀和理性精神，对此进行深刻反思丶深入反省。坦率地说，在这个举国同悲的时刻，李文亮以生命为代价，给我们社会上了沉重乃至沉痛的一课。在倾全国之力丶引世界关注的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阻击战中，“李文亮事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自我反思丶倒逼进步的鲜活样本，从长远看堪称具有深刻警示意义的经典案例和反面教材。希望李文亮医生带给我们的，除了无力回天的遗憾和痛楚，还有化沉痛教训为处理突发公共事件的经验积累与价值启迪。若此，这当是对李文亮医生在天之灵最好的祭奠和告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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