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六年，我有幸都在李光地读书处之一的湖头“榕村”里度过。当年，这里成片古榕参天，临水轩格式典雅，池流清澈，鱼翔浅底，塘边杨柳依依，花木扶疏，令人心旷神怡，十分宜读宜居。古人描绘其为“襟带蓝水，背负阆峰，山川灵秀，人文所锺”，是原福建省安溪县第三中学(现为俊民中学)校园的精华部分。池塘西侧主道旁边原竖立着清雍正皇帝《谕祭文》石碑。贤良祠厅壁环嵌大理石，上面镌刻着康熙皇帝御书赐予李光地的《太极图说》丶《巡子牙河建坝诗》丶《恭临唐太宗劝农诏》丶《朱文公家训》等碑文。设立于贤良祠里的学校图书馆，珍藏着李光地的《榕村全书》等鸿篇巨制。课馀之时，我常听老师讲起李光地的丰功伟绩，好奇心驱使我借书来看，无奈古文深奥，又学业负担重，我只是翻读而已，没能弄懂大意。不过在这种得天独厚的氛围里学习成长，我日渐产生了对李光地的崇敬之情。由于这种与日俱增的崇敬心情，我对历史萌发了莫大的兴趣，乃至於1963年高考填报志愿表时，竟然莫名其妙地只填写了一个厦门大学历史系。如今想起，心有馀悸，可是当年不知从何而来如此孤注一掷的勇气。或许是这种一心一意，格外感动了招生老师，我竟然心想事成，迈进了厦门大学历史系的课堂。
有一年暑假返乡，我听说李光地的一些墨宝丶画像，被当作“四旧”收缴到湖头公社仓库里，就找湖头公社党委陈书记借看了一些，向他建议：“李光地的相关书画不是‘四旧’，而是一些珍贵文物，放在仓库里会受潮被蛀，损失无法弥补，还是让李光地的後裔拿回去保管更好……”这位陈书记是从部队转业来的，为人厚道，懂文化，有远见，欣然采纳了我的建议。中学母校老教师李西高先生收藏了李光地像丶榕村雅集图等珍贵资料，当我上门拜访他，说明想收集丶抢救一些散失的李光地资料时，他二话没说，小心翼翼地拿出来让我翻拍，还介绍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史料；“忘年交”丶老作家李树砥先生，冒着酷暑，陪我长途跋涉，寻找那可惜早已荒废的“文贞公读书处” 的断壁残垣，并提供了一些有益的资料和线索；1987年，厦门大学恩师罗耀九教授把他主编的《中国名君名臣政迹辞典》邮赠给我，帮我掌握更多的史实；还有，庄铭贤恩师帮助提供搜集史料丶文物的线索……几位老前辈那种满腔热情，迄今历历在目，令後学感激不尽！1992年9月28日至30日，在福建省安溪县，举办了全国首次李光地学术讨论会。这是一次“破冰”的盛会。来自国内的70多位专家丶学者提供了62篇论文和一本专着，从多方面高度地评价李光地是“康乾盛世”的有功之臣。并对过去诋毁李光地的所谓“卖友”丶“夺情”丶“外妇之子来归”这史称“三案”，一一批驳戳破！
然而，遗憾的是，对于历史遗留的特别敏感的涉台争议问题，例如有人抓住康熙皇帝与李光地商议台湾“弃”与“留”问题对话中的只言片语，褒施(琅)贬李(光地)，甚至诬蔑李光地是“卖国贼”，当时分发的专着与论文中，或避而不谈，或“就李光地的时代局限性予以鞭辟入理的分析”，或以“李光地也曾提出过不妥当的意见”等词语，抨而掩之，没有人站出来直面这个历史难题，说个明明白白！正如这次会议综述主要观点时提出的那样：“对李光地弃台不治的主张，与会同志的评价略有分歧。有的学者认为，李光地放弃台湾的意见是迂腐的，表明他没有看清台湾在政治丶经济丶国防上的重要地位，对西方殖民主义者的狼子野心也缺乏清醒的认识。他所以力主攻取台湾，主要是从消灭抗清力量丶巩固清朝在大陆的统治这一角度考虑的。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当年台湾的地位不像今天这样重要，我们不能要求古人如同今天这样重视台湾。况且，当康熙帝决定在台湾设治时，李光地立即放弃自己的错误主张，而提出派兵防守的积极建议。他的这种知错能改的态度，也是值得肯定的。”
史学界还有人撰文对李光地评头品足，说什麽“纵观其一生，可谓是成也台湾，败也台湾。”“李光地竟在收复台湾後主张朝廷放弃台湾，这一言论遂成为李一生中最大的污点。”(弯月《清王朝人物集》《李光地——满清王朝传奇人物之十四》)
历史真相，果然如此吗？
古今史官知多少，谁识榕村一片心 ?！
谈“台” 色变，成为李光地学术研讨中的“拦路虎”！ 不清除这只“拦路虎”， 写再多文章，也无法改变人们对李光地的误解或偏见。尤其是当今这个时代，这个话题是何等的敏感啊！
也许由于这个负能量作祟，多少人想写《李光地传》，却举笔维艰。
客观公正地评价历史人物，关键在于用翔实的史料佐证，而不能凭人云亦云的只言片语来妄断！
後来，我趁多次进京采访之机，挤时间到北京图书馆查阅清代康熙盛世的有关史书，在施宣圆老师的热心指导和支持下，写成《李光地与施琅——兼论李光地在统一台湾中的贡献》，依据史实，理直气壮丶鲜帜鲜明地提出：“没有李光地力荐，就没有施琅平台”；“弃台一言既出有因，保台举措功不可泯”！1998年第1期《安徽史学》全文刊载了这篇论文，引起了较大的反响。
1998年2月15日，光明日报社主办的《文摘报》学林书海版，以《李光地与台湾》为题，短辑论点如下：“李宇思丶施宣圆在1998年第1期《安徽史学》上说，李光地不仅在力荐施琅率师平定台湾中起了关键作用，而且在後来清廷关于‘保台’和‘弃台’争论中，为使台湾纳入大清版图作出了重大贡献。”
1998年3月28日 ，《人民日报》学术动态版，以《李光地“平台”丶“保台”功不可没》为题，摘要指出：“如何评价清初理学大臣李光地在‘平台’丶‘保台’中的功绩？过去史学界论述不多，有的评论亦欠公允。李宇思丶施宣圆在《李光地与施琅》一文中指出，清初福建水师提督施琅奉康熙之命率军平定台湾郑氏政权。但如果没有李光地的力排众议，保奏施琅挂帅出征，断不会有施琅的‘平台’业绩。台湾平定後，清廷中发生了废弃台湾还是保留台湾的争论。李光地在这场争论中忠实地执行康熙圣谕，并将善置施琅问题与台湾的弃留问题融为一体，终于说服康熙保留了台湾，使台湾正式纳入大清版图，维护了国家的统一。事实证明，李光地‘平台’丶‘保台’功不可没。”据网载，这篇论文被国家清史编委会网上工程——中华文史网，和全球最大的数字图书馆——中国知网空间丶厦门大学知识资源港等高校网丶以及一些着名网站所收录转载。
上海《文汇报》的高级编辑施宣圆老师，获悉上述情况後，挥毫书写 “治史最爱李光地 品茶尤喜铁观音”的条幅，邮赠给我，希望我继续努力收集丶钻研史料，写《李光地传》的普及读本。中共福建省委宣传部原副部长丶福建省新闻工作者协会名誉主席王仲莘同志，特地将原福建省副省长汪毅夫赠他的一本书中谈到李光地制订乡规民约丶同里公约丶告诫子孙部分，找出来给我看，鼓励我多读多写。福建日报原副总编辑徐明新同志，看了我送请他赐教的《讨海集》一书中有关评述李光地的文章後，也鼓励我多加研究。
2011年8月7日，中国老教授协会丶中国李光地文化研究会筹备组，在清华大学里主办纪念李光地诞辰369周年座谈会，我应邀参加。在会上，耳闻目睹一位北京老教授为至今还没有《李光地传》而大发感叹，我心灵深受震撼，时不我待，禁不住暗下决心，抓紧写一本，以聊表敬意。
然而，写《李光地传》普及读本，谈何容易！李光地辅君生涯长达近半个世纪，涉及政治丶军事丶经济丶思想丶文化等诸多领域。康熙皇帝一生对中国历史和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的“八大”贡献中，除“移天缩地丶兴建园林”外，李光地或多或少参与其中，有大部分还发挥了“股肱”作用。李光地勤于治学，撰着和主编的传世之作，现存38种丶共175卷。单拜读这些鸿篇巨制，就得耗费大量的心血丶岁月和财力！
读李光地，最好莫过于读他的这些原着和《清圣祖实录》丶《康熙政要》丶《康熙起居注》等有关原始史料。《榕村全书》，实际上就是最翔实的《李光地传》。只不过在快节奏生活与工作的今天，想了解李光地的读者可能不少，但是有时间有耐心去读这麽多原着及相关史料的肯定不多。因而，《李光地传》普及读本，就应运而生。
普及，贵在去伪存真，重在显精露要！为了让更多的读者，走出某些电视剧丶小说胡编乱造的阴影，或避免陷入恣意篡改历史的“史学家”所制造的污泥浊水之中，花较少时间，却能够较多地了解李光地及康熙盛世一些人与事的真相，我尝试改变传记传统写法，围绕康熙皇帝所说的“惟朕知卿(指对李光地)最悉丶亦惟卿知朕最深” 这条主线，将自己几十年来断断续续收集的史料，以及读史札记加以整理，不求面面俱到，不拘年序顺述，而是侧重以史实正视听，夹叙夹议在明末清初时代大变局丶後来三藩之乱丶台海隐患丶藏疆之忧丶清庭党争丶储位角逐等各种矛盾错综复杂的情况下，李光地如何审时度势，妥善处理君与臣丶满与汉丶国与家丶臣与臣丶官与民丶华与夷关系等影响全局的诸多棘手难题，为中华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发展作出卓越贡献。这本小册子，只能权且作为抛砖引玉，因为作者学识有限丶时间匆促，粗浅疏漏，甚至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渴望方家赐教，以利于今後充实丶修改。
借此说明几点：一是，在本书文中，为了尽量保留史料的“原汁原味”， 同时方便读者阅读和理解，破例在难懂之句丶难识之字後面，随附拼音丶同音字和注释，以供参考。二是，学术贵在争鸣，善意的争鸣，有利于学术研究的繁荣与发展，有利于澄清事实，恢复历史真相。从这点出发，本着对事不对人的原则，书中对现代持异议(观点)者(包括刊物)，尽量不用全称。三是，清初诸皇子中，为何唯独胤禛用“胤”字，其他都用“允”字？这非误写。因为“胤”字本是康熙皇帝给的，胤禛做皇帝後，为避名讳，独尊皇权，逼迫其他兄弟改 “胤”为“允”，以示区别。最後，只有皇十三子允祥死後获赐回称“胤祥”。因这一字之差，折射出清朝历史上的大变局，故存而用之。四是，眼前流传的一些“李光地书写的条幅”，虽然为人们所赞赏，但是至今尚未找到可供佐证的史料。又将其落款与至今保存完好的文贞公墨宝相比对，运笔风格迥然不同，也与“字如其人”的常规大相径庭，不符合文贞公“心画”，故暂未提及，有待继续查对丶鉴定。五是，有些传说，固然美好，却是属於民间文学的范畴，不能入传，因此没有写入书中。
拙着能够顺利付梓出版，应衷心感谢恩师罗老教授，不顾91岁高龄和夏日炎热，放弃宝贵的休息时间，克服视力差等困难，满腔热忱地给予指导，在其夫人黄松英老师帮助下，欣然挥毫作序，激励学生钻研；应衷心感谢各级有关领导和部门，以及北京图书馆等相关单位朋友们的热心帮助；应衷心感谢挚友丶时任《东方收藏》杂志与《收藏快报》总编辑的馀光仁先生及其夫人沈玉霞女士，2010年9月10日从徐州发现到一幅李光地的手稿，并翻拍邮传给我；应衷心感谢江苏张先生的老师10年前从北京一次拍卖会上帮他买下这幅珍贵手稿，其中的“李光地”与“传”字，相间只有7个字，是同一时间段一笔挥就，将其联系起来放大细看，起笔收笔浑然一体，遂取之作为本书书名。这真是无巧不成书，正应了“谋事在人丶成事在天”一语，可谓天赐我也！应衷心感谢挚友丶高级记者朱开平同志耗费一个多月的心血，对拙着提出宝贵建议和独到之见，并惠赠序言大作。不过，其中有如“专家”提法和“蜚声福建省新闻界内外”等评价过誉了，实在是不敢当，深感却(删)之不恭，受之有愧；应衷心感谢福建日报原常务副总编辑张红同志与朱开平同志贤伉俪惠赠贺词丶着名书法家高培新教授为之挥毫泼墨，携手鼓励；应衷心感谢泉州市博物馆馆长陈建中先生，满腔热情地提供馆里珍藏的清代名画《榕村雅集图》，帮助印证一些史料，对我研究李光地及清初社会丶文化艺术等方面大有裨补；应衷心感谢湖头镇党委丶政府赠送《榕村全书》，让我掌握了更多的史料和节省了到图书馆核对史料的许多时间；应衷心感谢安溪湖头陇西李氏宗亲理事会及其常务副会长李清黎丶副会长兼秘书长李和顺丶副会长李瑞荣丶副秘书长李金德李仲木李加添丶以及秉治老先生等许多文贞公後裔，还有阮栋梁先生等热情地提供线索丶有关资料和图片。
在我陆续宣扬李光地丰功伟绩的岁月里，承蒙《人民日报》学术动态版丶光明日报社《文摘报》学林书海版丶上海《文汇报》学林版丶《法学》杂志丶《安徽史学》丶《福建日报》丶《文摘报》丶《石狮日报》等报刊，以及诸多着名网站和泉州晚报社陈文钊等同志的大力支持；承蒙厦门安溪湖头商会会长丶安溪湖头陇西李氏宗亲理事会副会长李铁城先生，厦门安溪湖头商会荣誉会长丶安溪湖头陇西李氏宗亲理事会荣誉会长李夏火先生，清华大学校友丶海峡两岸经济文化融合发展问题研究专家丶中华台海通道工程开发促进会筹备组成员李启迪先生，安溪湖头陇西李氏宗亲理事会副会长丶厦门金色未来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李腾达经济师等乡贤的热情关照；陈尹荔同志及其父亲陈建频先生，以及李大周丶李一鸣丶陈桂华等同志，热情帮助造出电脑字库里所没有的一些字，并提供了後续印刷造字软件系统，一举解决了录入丶编辑丶印刷的大难题。特此向上述各报刊网站丶亲朋挚友和鼎力相助的中国文化出版社(前身是1936年成立于上海的中华文化书局 )丶印刷厂等单位的朋友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2015年11月18日深夜写於泉州井亭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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