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有关菲律宾第三大运营商——DITO电信跌宕起伏的政商博弈史：在菲律宾电信市场的版图上，DITO 电信曾被前任总统杜特尔特视为打破行业双寡头垄断的 “破局者”，如今却在现任总统马科斯时代陷入种种困境，其命运的转折不仅反映出菲律宾政权更迭的影响力，更凸显了东南亚市场中政策与资本的复杂角力。

一、入局：杜特尔特时代的政治红利

自进入移动通信时代开始，菲律宾市场30年来一直被两家公司所垄断，一家是隶属于菲律宾长途电话公司（PLDT）的Smart，一家是由新加坡电信（Singtel）和菲律宾本土公司Ayala合资的Globe。

“双寡头垄断”造成的后果就是菲律宾通信业发展缓慢，网速慢却价格高，电信用户怨声载道。2016年杜特尔特就任菲律宾总统后，承诺将打破Smart和Globe对通信市场的“双寡头垄断”，以促进电信行业快速发展，并公开表示欢迎中国通信运营商进入菲律宾。

2017年，菲律宾国家电信委员会启动新电信运营商招标，吸引了来自中国、韩国、越南、挪威在内的十几家通信运营商参与。因为菲律宾宪法规定外资在涉及公共事务的企业中持股不得超过40%，因此包括中国电信在内的各参与方只能选择与菲律宾本土公司合作联合投标。

最终，菲律宾国家电信委员会于2018年11月宣布，由中国电信与菲律宾合作伙伴组成的Mislatel联合体在新电信运营商招标中获胜。据菲律宾媒体报道，与中国电信合作，控制Mislatel联合体60%股权的“华裔石油大亨”黄书贤（Dennis Uy），凭借其与总统杜特尔特的特殊关系，成为Mislatel联合体胜出的关键。

黄书贤于1975年出生在菲律宾达沃，属于白手起家的“华三代”。他从烧烤店起步创业后进入石油零售生意，其创办的凤凰石油于2007年在菲律宾证券交易所上市并成长为菲律宾最大的独立石油企业；此外其旗下的Udenna集团业务涉及物流、房地产、能源、水和环境服务等众多领域。2019年，黄书贤以6.6亿美元净资产名列福布斯菲律宾富豪榜第22位。

黄书贤商业版图的崛起离不开时任达沃市长的杜特尔特的扶持，因此在杜特尔特决定参加总统竞选后，黄书贤成为其全国竞选活动的主要资金支持者之一，据传赞助高达3500万菲律宾比索。胜选的杜特尔特亦投桃报李，在就职总统后的2017年与黄书贤一起在菲律宾证券交易所敲钟，庆祝黄书贤旗下的凤凰石油上市10周年，足见二人关系之深厚。

2019年7月8日，在Mislatel更名为DITO Telecommunity后，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将菲律宾国家电信委员会（NTC）开具的公共事业运营许可证牌照，亲手颁发给担任DITO集团主席的黄书贤；由此作为菲律宾第三大运营商的DITO电信横空出世，正式开启建设运营。

二、崛起：政策倾斜与资本助力下的DITO电信

拿到运营牌照后的DITO电信快马加鞭开启项目建设，很快就于2020年3月18日成功完成了在达沃总统办公室与市长办公室之间的首次电话拨测，比原计划提前了两个月。此后DITO电信多次刷新菲律宾通信网络建设的纪录，于2020年10月建成1300个基站，12月开始友好用户测试，并在2021年2月顺利通过了NTC的开网技术审计。

2021年3月，DITO电信在达沃和宿务的15个城市正式启动商业运营，短短3个月时间就实现了1百万用户的里程碑。到2022年3月庆祝商业运营一周年之际，DITO电信在菲律宾全国已经发展了6百万用户，建成5000座通信塔，铺设了总长22000公里的光纤，超过其他两家运营商年均建设量的数倍。

DITO电信能取得如此迅猛的进展，离不开中方股东中国电信的全力支持。

在DITO电信拿到运营牌照后，中国电信从国内下属公司抽调了经验丰富的管理团队和超过两百人的建设运营团队，奔赴菲律宾启动网络建设运营等相关工作。此外，中国电信还在当地成立了子公司——Futurenet and Technology，作为DITO电信的“交钥匙”承包商，全面负责通信基站的选址、安装和交付工作，即使在疫情期间仍克服种种困难，日夜奋战确保了DITO电信网络的快速建设与开通。

除人力资源支持之外，更重要的是资金投入。2019年4月，中国电信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与黄书贤签署了54亿美元的投资协议，为DITO电信的资本支出提供了资金保障；同时，在中国电信的协调下，DITO电信在2019年至2021年间分多次从中国银行和民生银行获得了共计13亿美元的贷款投入网络建设项目。此外，作为DITO电信的投资方，自2021年开始，中国电信还通过旗下的China Telecom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Private Ltd（CTIIPL）每年向DITO电信提供6.5亿人民币的带息垫款用于日常运营支出所需资金。

当然，作为菲律宾新晋运营商的DITO电信能够顺利崛起，更离不开杜特尔特政府的政策扶持。

2019年11月，菲律宾投资署（BOI）为新成立的DITO电信提供了一系列税务优惠措施，包括免除资本设备、备品备件及配件的进口关税并简化报关手续，自商业运营开始之日起免除四年的企业所得税，自注册之日起五年内可雇佣外籍人员担任监督、技术或顾问职位等。

2020年7月，杜特尔特在他的第五次国情咨文演讲中突然对DITO电信的竞争对手Globe和Smart开炮，称菲律宾人民对他们糟糕的通信服务已忍无可忍，勒令这两家运营商在年底前改善服务质量，否则将会面临关门或被政府征用的命运。在杜特尔特政府的压力之下，DITO电信顺利地在2021年2月与Globe和Smart签署了互联互通协议，在7月完成了携号转网的互操作测试，扫清了发展新用户的障碍。

到杜特尔特于2022年6月卸任菲律宾总统时，DITO电信的手机用户已经达到1000万，全网建成5500 多个通信塔，网络覆盖到 600 多个城市，有效地实现了其 70% 的人口覆盖率目标，一举成为菲律宾增长最快的电信运营商。

同时，成为杜特尔特“宠儿”的DITO电信也确实如他所愿，像一只鲶鱼一样激活了菲律宾移动通信市场的活力：菲律宾国家移动带宽从2019年的35M提升到2022年的52M，全球网络排名从2019年的72名提升到62名；因为DITO电信的低价竞争策略也导致整个市场的数据套餐资费出现了大幅下降，由2018年47比索/GB下降到17比索/GB，在推动数据流量业务增长的同时，也大大提升了手机用户的满意度。

三、转折：马科斯上台后的 “合规整顿”

高速扩张的DITO电信虽然通过快速建网和低价策略抢占了10%左右的市场份额，业务收入也呈现持续增长的态势，但是由于通信行业网络投资巨大、投资回报周期长的特点，DITO电信每年需投入超过2500亿比索（按57：1的最新汇率折算，约44亿美元）的资本开支用于扩充网络覆盖，由此背上了沉重的债务包袱，一直深陷亏损的泥潭。

但屋漏偏逢连夜雨，随菲律宾政府在2022年6月发生政权更迭，杜特尔特总统因任期届满下台，新任总统马科斯就职后，DITO电信的处境也发生了急转直下的变化，曾经的政策红利也迅速演变为合规危机。

首先是DITO电信的控股大股东黄书贤的商业帝国，因为失去杜特尔特的政治庇护而陷入风雨飘摇之中。

在杜特尔特执政期间，与之存在深度捆绑关系的黄书贤不断通过债务融资的收购和风险投资扩大其商业帝国，除了投资DITO电信进军通信市场之外，还大举收购该国Malampaya油气田和Family Mart超市等业务，同时还在克拉克环球城地产项目投入巨资欲将其打造成首都马尼拉新的CBD商务区。

然而，大举收购和投资也导致黄书贤的公司负债节节攀升，一度超过46 亿美元；而随着杜特尔特在2022年6月下台，黄书贤的克拉克环球城地产项目很快就在7月份陷入债务违约风波；同时其引入博纳瑞集团投资旗下赌场的计划也于2023年3月被宣告终止。

雪上加霜的是，马科斯上台后与前任杜特尔特关系交恶，作为杜特尔特密友的黄书贤的商业帝国也开始频遭税务、环保等审查，其石油公司还在2022年被追缴130亿比索的税款；同时监察专员办公室还就黄书贤收购Malampaya油气田项目中可能涉及的前任政府官员腐败启动调查。

因此为了自救，黄书贤从杜特尔特任期即将结束时就开始出售包括物流公司、深水天然气发电项目等关键资产以降低负债水平，由此也导致黄书贤的个人财富大幅度缩水。从福布斯富豪榜的数据统计可以看到，其个人财富在杜特尔特执政末期的2022年到达了巅峰的8.1亿美元，然后便随着马科斯上台而一路下滑到了2024年的3.05亿美元。

因此，已经负债累累却仍需巨额投入的DITO电信，也毫无意外地变成了黄书贤的“烫手山芋”而被放入待售资产清单。

2024年11月4日，黄书贤与孟加拉裔新加坡富豪穆罕默德·阿齐兹·汗旗下的Summit Telco签订了《股份认购框架协议》，根据该协议，Summit Telco承诺认购DITO电信母公司最多90亿股新增普通股，并预付103.8亿比索（约1.8亿美元）用于对DITO电信的资本出资。协议执行完毕后，Summit Telco将成为DITO电信的最大股东，其合计持有DITO电信母公司的股份将接近49%，而黄书贤的股份会被大幅度稀释。

在此之前，黄书贤已于2023年10月辞去DITO电信CEO的职务，而他的妻子Cherylyn Uy也于2025年4月辞去了已任职6年之久的CFO职务，黄书贤家族欲甩掉DITO电信这个“烫手山芋”的意图不言自明。

其次，DITO电信的中资背景也在马科斯出任菲律宾总统后开始遭受更多无端质疑。

在中国电信进入菲律宾市场参与新电信运营商招标时，菲律宾舆论就有“中资将控制关键基础设施威胁菲律宾国家安全”的声音。但由于获得时任总统杜特尔特的力挺，DITO电信最终才得以胜出，此后DITO电信在2020年雇佣了来自菲律宾军方的退休上校 Roleen del Prado 领导公司的网络安全部门，以回应外界质疑。

马科斯就任菲律宾总统后，其所持立场与亲华的杜特尔特明显不同，从而影响了中菲关系的走向。在这一大背景下，虽然与杜特尔特关系亲密的黄书贤开始逐步退出，但DITO电信的中资背景却又一次被推上了风口浪尖。

为了缓解沉重的债务负担，DITO电信一直在推进将来自以中国电信为主的股东们的265 亿比索（约4.6亿美元）垫付借款转化为股权以改善资产负债表。

然而，虽然杜特尔特于其总统任期结束前的 2022 年 3 月 21 日签署了第 11659 号共和国法案 （也称“公共服务法案”）以允许外资在该国拥有高达 100% 的公共服务所有权，但马科斯政府却仍然以1987 年菲律宾宪法为依据，限制中国电信等外国国有企业在菲投资不得突破60：40的股权比例。由此不仅DITO电信的资本金扩充受到限制，而且还导致其不得不对外方股东的带息贷款及垫款继续确认巨额利息费用，又进一步加深了DITO电信的亏损程度。

通信行业具有前期投入巨大，投资回报周期长的特点，因此中国电信进入菲律宾市场投资DITO电信虽并不期望能在短期内获利，但却需要稳定的政策环境来坚定其长期投资的信心。然而马科斯在2022年赢得总统选举后，单方面对华挑起南海争端，允许美国在菲律宾设立基地等做法，彻底扭转了前任杜特尔特对中国的友好政策，而这无疑将成为影响DITO电信未来的最大不稳定因素。

四、未来：政策博弈下DITO电信的不确定性

如今的DITO电信正面临严峻的生存挑战。根据其母公司DITO CME 2024年的财报数据，自2021年开始运营，来自DITO电信的累计亏损已经高达1042亿菲律宾比索（约18亿美元）。

虽然DITO电信在2024年的业务营收仍保持着46%的同比增长，用户数也增加到1367万，但与竞争对手Globe 6090万和Smart 5900万的用户规模相比，无疑仍然过于弱势。而且DITO电信用户2024年的ARPU值从2023年的128比索/月/户下降到了108比索/月/户，远低于其竞争对手Globe的165比索/月/户，这说明DITO电信为了从竞争激烈的市场上争夺用户不得已进一步下调了资费价格。

另一方面DITO电信截止到2024年底仅建成7280个基站，与竞争对手Smart的4.35万4G基站规模相比覆盖劣势明显，因此，虽然DITO电信在2024年用于网络建设的资本开支已经高达3277亿比索（约57亿美元），但未来网络覆盖竞争所需的资金投入仍是一个无底洞，这对于营业收入仅有163亿比索（约2.9亿美元）的DITO电信而言，则意味着要继续依靠大规模举债来支撑网络建设。

然而，DITO电信2024年的总负债同比增长了18%，高达2923亿比索（约51亿美元），但总资产仅同比增长3%达到2189亿比索（约38亿美元），资不抵债的状况进一步恶化，且缺口在一年内扩大了一倍。更为严峻的是，DITO电信的流动负债（878亿比索）在2024年激增了21%，而流动资产（63.7亿比索）仅微增7%，短期偿债能力进一步承压，如无法及时补充资本金或续贷，DITO电信的持续经营能力将受到严峻考验。

为了弥补流动性缺口并满足集团资本与运营支出需求，DITO电信除了采取继续进行项目融资贷款、延长对供应商的付款期限等措施外，也表示要通过股东贷款或股东追加资本来确保集团流动性。但项目贷款、股东贷款等对外融资所带来的利息费用已经成为其亏损扩大化的主要原因：DITO电信在2024 年确认的利息费用高达185.81 亿比索（约3.3亿美元），亦超过其163亿比索（约2.9亿美元）的业务营收。

因此，要大幅缓解DITO电信资不抵债的困境，推动中方股东中国电信和新入股的新加坡Summit Telco增资扩股已成当务之急。虽然DITO电信的高管公开表示“将积极致力于收入持续高增长以期到2028年实现盈利”来增强市场信心，但是对于在DITO电信持股40%的中国电信而言，要不要继续扩大在菲投资无疑是个两难的选择。

DITO电信是“一带一路”框架下中菲合作的重点项目，也是中国电信出海战略的重点项目。中国电信进入菲律宾通信市场，除了资金和人力投入之外，也积极发挥产业链的牵引作用，带动了华为、中兴通信、华信邮电、中通服等一大批国内通信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海外业务发展。若DITO电信因资不抵债而破产失败，不仅中国电信前期的巨额资金投入将付诸东流，而且也会给国内的银行和通信企业造成大笔坏账损失，并影响到中资在菲的市场信誉。

但中国电信继续扩大对DITO电信的投资，也面临着一系列当地市场的政策风险。如果马科斯政府打着国家安全的旗号进一步收紧外资电信监管，中国电信在DITO电信的运营空间将进一步被压缩。菲律宾投资署（BOI）当年为新成立的DITO电信所提供的一系列优惠措施将陆续到期，特别是“自注册之日起五年内可雇佣外籍人员担任监督、技术或顾问职位”的政策如果不被延期，则中国电信派驻在DITO电信的大量专业人才将有可能无法介入公司运营；而中国电信作为国有企业不被允许突破40%股权的限制也可能导致其在DITO电信的权益被稀释。

更不确定的是，如果马科斯政府出于国内政治需要在南海问题上继续挑起事端，破坏中菲关系的健康发展，那么作为中菲一带一路合作成果的DITO电信的未来命运，或许也并不掌握在中国电信手中。

结语：

从被杜特尔特寄予厚望的 “破局者” 变成马科斯时代的“烫手山芋”，DITO 电信的命运变迁变成了菲律宾政权更迭下又一篇商业政治学样本；而本土富商黄书贤的无奈退场与中方股东中国电信的进出困局，所折射的仍然是外资在东南亚市场所面临的“成也政策，败也政策” 的核心难题。

因此，DITO 电信能否渡过难关，关键还是在于马科斯政府能否在 “国家安全” 与 “外资利益” 之间找到微妙的平衡点，而这一政策抉择或许也将影响着中菲经贸合作的未来走向。好消息是由于受到挑起对华争端导致外国投资暴跌的影响，菲律宾总统马科斯的对华立场近期已有所软化。

2025年6月10日，马科斯亲自出席了菲律宾华商联合总会的活动，并在讲话中呼吁菲中商界人士促进两国关系发展。如果马科斯有关“更紧密的关系意味着更好的贸易、更大的投资和更深入的合作”的讲话能够落到实处，DITO电信或许将迎来摆脱当前的困局的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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