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6月19日，萨拉·杜特尔特在达沃市圣佩德罗广场就职副总统，小马科斯携家人来捧场。
近年来，东南亚国家政治家族垄断政坛的趋势不断在加强。一些人对政治家族不以为意，认为这是许多国家都有的普遍现象，更多人则担忧这是对民主和公正的破坏，只会导致贪腐和滥权。政治学者认为，破坏民主与社会的不全然是政治家族，而是制衡权力的法治缺失。

“我已经和一个人谈过。我说，如果我被杀，就去杀小马科斯、（第一夫人）丽莎和（议长）罗穆亚德兹。这不是开玩笑，不是开玩笑。”

这是菲律宾副总统萨拉·杜特尔特11月23日凌晨在线直播时，向总统小马科斯撂下的刺杀威胁。需要提到的是，当时萨拉正在菲律宾众议院内陪伴被众议院以藐视国会为由拘留的她的幕僚长祖莱卡·洛佩兹（Zuleika Lopez）

对萨拉容忍多时的小马科斯也不甘示弱，回击称萨拉的威胁是犯罪行为，他“将作出反击”。

11月底，小马科斯长子桑德罗和艾米·马科斯长子在北伊罗戈举行竞选集会。俩人分别竞选连任该省第一选区众议员和省长。
小马科斯和萨拉都来自政治世家，两个家族合作赢得2022年的总统选举，如今却也因为争夺权力反目成仇。

马科斯家族根据地在北吕宋的北伊罗戈省（Ilocos Norte），小马科斯的父母马科斯夫妇曾独裁统治菲律宾近20年，其祖父是国会议员。马科斯家族在1986年流亡夏威夷6年后重返菲律宾，之后凭借北伊罗戈人民的支持，小马科斯本人、他的母亲伊梅尔达（Imelda）和姐姐艾米（Imee）长时间担任该省省长和众议员。后来姐弟俩人还相继进军参议院，并最终在2022年当选总统。

同样，杜特尔特家族是明达瑙岛达沃老树盘根的政治家族，她祖父维森特（Vicente）曾经是达沃省（相当于现在的达沃大区）省长，还曾是马科斯的内阁部长。自1987年以来，杜特尔特家族同样长期在达沃市政坛占据统治地位，并最终于2016年成功进军马拉坎南宫。

10月7日，杜特尔特与他的小儿子搭档登记参选达沃市正副市长。
类似的政治家族在东南亚很常见。在柬埔寨，洪森担任首相38年后，将位子传给儿子洪马内。在印度尼西亚，前总统佐科一尝总统权力滋味后，全力栽培长子吉布兰成为副总统，企图打造自己的政治家族。在泰国，他信家族在20余年间诞生四位首相，现任首相是他信的女儿佩通坦。在越南，高官的孩子们利用父辈影响力快速晋升，前总理阮晋勇的长子阮青毅39岁就成为坚江省委书记。在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掌握最高权力长达54年，并交棒给了儿子李显龙。

这些国家的政治制度并不相同，却上演着相似的权力游戏，背后的原因多种多样。一些民众抗议政治家族的存在是对民主的掠夺，也有人认为这种现象根深蒂固、难以解决，与其对抗，不如关心切实的经济和生存问题。

出现政治家族的东南亚国家显然普遍缺乏有效的法律制衡作用，没有足够的法律框架制约权力欲望膨胀，以致既得利益者能够继续掌握权力、增强权力。

普拉博沃与吉布兰的竞选海报。佐科父子与普拉博沃结盟竞选的这场大戏，与2022年小马科斯和萨拉·杜特尔特搭档如出一辙。他们是否会在两年后，像小马科斯与杜特尔特家族一样，撕破脸呢？
柬埔寨1991年结束数十年的内战和外国占领后，至今已举行六次全国大选，洪森和他领导的人民党不出意外地在每一次选举中大获全胜，拿下首相职位并席卷国会全部席位。

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雷鸟全球管理学院副教授索帕耶（SophalEar）认为，尽管当年有联合国监督，但柬埔寨并未实现民主转型。洪森在战后动荡时期，借助法律真空掌握了权力，将自己塑造成和平与稳定的保障者，以此推行强人政治。

这名原籍柬埔寨的学者，以难民身份前往美国，他长期观察柬埔寨的政治局势。他说：“对洪森家族忠诚是在柬埔寨政坛生存的必要条件。洪森利用不断加强的权力，系统性针对反对派、收买各级机构、为自己量身定制宪法修正案，让国会和法律成了摆设，瓦解了对其权力的制约。反对派领导人和政党要么面临法律诉讼，要么被监禁或被迫流亡。在这种专制统治下，洪森在家族内部转移权力时没有遇到重大阻力。”

4月30日，金边，洪森及其三个儿子洪马内、洪玛能和洪玛尼与到访的文莱苏丹父子共进早餐。
菲律宾前众议员帕拉蒂诺（Raymond Palatino）认为，人民力量革命后未被填补的法律空白，导致精英世家依然横行菲律宾政坛。他指出，1987年宪法禁止政治家族，但还须制定一项授权法来执行这项规定，可是多次立法尝试都以失败告终。很显然，立法者不愿意通过这个将使他们中的许多人失去竞选公职资格的法律。

“菲律宾政治世家主导了国会，他们不愿立法反对自己的既得利益。通过裙带关系、制度化腐败和垄断关键资源，他们不断巩固自己的权力。”

伊梅尔达·马科斯与她的3000双鞋子
也是这样的法律空白，让当年敛财无数的马科斯家族没有受到任何法律制裁，还轻松地卷土重来并操控舆论。帕拉蒂诺指出，小马科斯在竞选期间凭借财富优势开动宣传机器，兜售有关父亲独裁统治的虚假信息，将那个年代描述为菲律宾经济飞跃的“黄金时代”。

让小马科斯的宣传奏效的首要原因是经济。1986年后，菲律宾历届政府未能切实改善穷人的生存状况，也未能打击普遍存在的贪腐，让小马科斯的说法更具可信度。

帕拉蒂诺说：“普通菲律宾人知道政治家族，也知道他们有多么腐败，但许多民众认为挑战他们不会有任何好处，因此选择支持当权者，以获得经济援助、福利和生计支持。”

伊梅尔达·马科斯在马尼拉寓所与其收藏的世界名画合影
泰国也有类似的情况。1997年，泰国实施宪法改革，引入政党名单比例代表制，允许道德正直、有能力的个人不用贿选就可以进入政坛，并由选举委员会等独立机构审查。然而，这个制度不仅未能根除泰国政体的弊病，还无意中为政治家族延续其统治奠定了基础。

菲律宾国会同样沦为政治家族跑马圈地的大草原。59席通过比例代表制选出众议员，绝大多数与政治家族藕断丝连，与这一制度的良善立意背道而驰。而参议院就更不用多说，维拉家族的母子同时均为参议员、卡耶塔诺家族的姐弟同为参议员、埃斯特拉达家族的兄弟同为参议员。这还仅仅是一个任期之内发生的事情，如果把时间线拉长，这样的事情更是屡见不鲜。

新加坡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访问研究员那邦（NaponJatusripitak）在今年9月发表于电子刊物Fulcrum的一篇文章中说，泰国政治家族的领导人和裙带关系者主导了比例代表制，上议院职位则留给了领导人的配偶。当政客被独立机构罢免时，他们的家人会迅速介入填补空缺的角色。

2008年7月10日，曼谷一所大学，他信之女佩通坦（中）毕业典礼那天，他信和家人合影留念。
即使是出身普通的政治领袖，也会因为法律和制度的不完善，而在尝到权力的滋味后同流合污。

为延续政治影响力，佐科力推长子吉布兰担任普拉博沃的副手，并背弃自己所属政党提名的总统候选人，转而为普拉博沃背书，最终帮助两人在今年2月的印尼总统选举中获胜。

这期间，掌管宪法法院的佐科妹夫安瓦尔没有回避利益冲突，也没有坚守法官道德与职业操守，而是选择了为吉布兰的参选资格背书。虽然安瓦尔后来被宪法法院道德委员会查处，但印尼法律缺乏机制纠正他所犯下的错误。

商人出身的佐科2014年首次当选总统时，是印尼第一位不来自军事或政治世家的领导人，被看作民主的希望。10年后，印尼民众走上街头，抗议佐科任人唯亲，破坏民主，试图建立自己的政治家族。

墨尔本大学亚洲研究所主任韦迪（Vedi Hadiz）受访时说，印尼的权力集中在那些能够促成政治官僚和商人结盟的人手中。这样的权力联盟控制了公共机构，从中积累个人财富和影响力，不断壮大，并干预司法程序。

“当你是总统时，你显然处于主持许多此类联盟的有利位置。由于民主施加的任期限制等规定，若总统希望在卸任后继续发挥影响力，就会通过推举家庭成员来维持地位。尽管法律由国会制定，但法律也被权力联盟中的人所主导。无论属于哪个政党，他们在这里有相同的利益。”

8月22日，印尼国会大厦大门前，反对佐科为了有利其子选举修改选举法。
对于政治家族，人们是爱恨交织的。一方面，长期稳定的政治可以带来经济发展，只要利益能够重新分配，人们可以容忍一定程度的集权和贪腐；另一方面，政治家族容易导致权力过度集中，利益分配机制失效，腐败等问题恶化，触及人们的容忍底线。

墨尔本大学的韦迪指出，印尼人对佐科的态度转变，体现了他们对政治家族的矛盾态度。“民众可以接受一个受欢迎的政治领袖把家庭成员推上拥有权力的位置，但这种容忍是有限度的，哪怕他是佐科。更何况，印尼的政治家族没有为国家带来任何好处。”

泰国人也对政治家族有类似的复杂观感。泰国资深媒体人巴维（PravitRojanaphruk）认为：“一些民众因有经验丰富的他信来监督佩通坦政府而感到放心，但也有很多人持反对意见，认为裙带关系和政治权力过于集中在一个家族。”

菲律宾媒体刊登讽刺家族政治的漫画
高支持率也可能是资源垄断制造的假象。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索帕耶说，得益于雄厚的资金，柬埔寨人民党积极拨款支持亲政府的集会，试图营造出民心凝聚的氛围，但其实许多年轻人和城市人口对洪森的统治非常不满，他们热情地支持反对党。2013年，反对党救国党在大选中获得44%的选票，令洪森无比震惊，当时全国各地电视上的计票直播一度中断。

贪腐是民众对政治家族感到不满的最重要理由之一。由于掌权者没有被追究责任，贪腐在政治高层被正常化，权贵把利用官僚职位掠夺来的利益奖励给盟友。

索帕耶说：“政治家族使权力和财富集中在精英阶层，助长了政府的腐败和低效。严重的分配不均、贫富差距以及缺乏竞争，扼杀了国家的创新性和问责制。”

政治家族的集权也会削弱公共机构，破坏法治、民主和自由，不断激发公众的不满情绪，留下政治不稳定的后患。

菲前众议员帕拉蒂诺指出，菲律宾许多政治家族在他们的势力地盘有私人军队和打手来巩固霸权，军阀主义因政治家族而蓬勃发展。他认为，想要打破政治家族，除了立法，长期目标应为赋予基层权力，建立强大的政党，要求问责、正义和民主。

事实上，政治家族并非亚洲独有。期刊《历史社会研究》2018年发布的一篇文章指出，全球十分之一的领导人来自有政治人脉的家庭。在发达国家，一个家族出现两名以上国家级政客也是常见的现象。比如美国的罗斯福家族、布什家族、肯尼迪家族，日本的安培-岸-佐藤家族、麻生家族、小泉家族。

2009年，美国前总统布什父子在休斯敦出席一项活动。
一些东南亚国家的政客常在政治家族受到批评时，引用上述例子为自己辩护。然而，不同的历史和文化让各国的情况不能一概而论。

菲前众议员帕拉蒂诺认为，菲律宾在反对家族政治方面有惨痛的经历，民众应更加警惕。“马科斯曾实施长达14年的戒严令并建立了他的独裁政权，因此民众对在宪法中添加反对政治家族内容的呼声很高。”

政治制度的保障作用是更重要的因素。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索帕耶认为，存在政治家族并非最大问题，因为破坏民主的不是政治家族本身，而是缺乏防止权力被滥用的保障措施。

索帕耶说：“在成熟的民主国家，政治家族存在于健全的制度和权力制衡框架之中。在美国，无论一个家族的影响力有多大，他们都要通过自由选举、独立司法和充满活力的新闻媒体来承担责任。这确保了任何一个家族都不能肆无忌惮地主宰一切。例如，虽然布什家族有多名成员担任要职，但他们的权力仍取决于公众的支持和法治。”

与之相反，东南亚国家往往面临制度薄弱和裙带政治盛行的问题。例如，洪森长达数十年的统治使忠诚和家庭关系凌驾于民主程序之上。

“当制度薄弱时，政治家族就是为了控制这个国家。许多东南亚国家的司法、新闻和公民社会不够独立，还无法挑战或平衡这种根深蒂固的权力结构。”

2023年1月，洪森家族披露的全家福。
也许可以这样说，东南亚作为后发地区，与北美和欧洲的发达国家相比，政治组织度比较落后，政党、人民团体等等无法取代家族中政治动员和政治组织上的不可替代性。所以，与发达国家相比，这些国家的政治家族就显得特别扎眼。发达国家的政治家族，也有其渊源与传承，但这些家族在政党之下运作，没有东南亚国家政治家族那么吃相难看而已。

换言之，即使到了21世纪，仍然远远不能说，“家天下”已经离我们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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