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实现经济开门红，中国地方政府和企业展开抢人大战。图为2月4日在重庆观音桥步行街广场举办的一场大型招聘会。

走出三年疫情，中国各地正加大马力拼经济。服务业、制造业的用工需求大增，但一些农民工却不再愿意背井离乡外出打工。面对农历新年后的劳动力短缺挑战，各地如何应对？

“现在工人很难招，短工也招不着”。河北雄安新区容城轻纺城一家经营毛绒玩具的电商老板李红瑶，一边声音嘶哑地倾诉，一边忙不停地把兔子毛绒玩具装进袋子，打成小包裹，准备发快递。

今年春节刚过，李红瑶就通过当地生活服务平台、朋友圈等各种渠道发布招聘玩具打包工的信息，一个多月过去，始终无人问津，她只好亲力亲为。李红瑶给出的月薪并不算低，每月4500元，比轻纺城一般工人的工资至少高出10％。

北方内陆小城招不到工人，沿海用工大省更是招工难。广东珠海一家镁铝合金压铸厂总经理黄国庆说，近年来，用工荒一直是节后复工最大的挑战，今年因为防疫政策放开，用工短缺更加突显。

他说：“我们早就料到会这样，节前厂里就规定，凡在2月6号元宵节过后回来上班的，每人多给半个月奖励，可至今工人也没有全部返岗。”

黄国庆所在的企业成立10多年，主要产品用在汽车、飞机、家电等，80％以上外销欧美，客户不乏世界五百强企业。

企业目前员工200多人，平均年龄在35岁以上，大都有10年以上工龄。他说：“老员工对生产技术驾轻就熟，也都拖家带口，轻易不愿跳槽，最缺的是年轻的普工。”

三年的疫情管控，以及房地产业的持续滑坡，致使中国经济遭受近几十年来罕见的重创。去年，中国经济只增长3％，远低于原定5.5％增长目标。

为让陷入低谷的中国经济尽快回到正常轨道，2022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释放明确的拼经济、增信心信号，并强调“扩大国内需求”，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

今年开年，摆脱疫情困扰的中国社会开始转向全力拼经济，全国各地为实现经济“开门红”纷纷按下快进键。一大批重点工程项目同时开工，消费也逐渐回暖，服务业、制造业的用工需求大增，往年农历新年后的“用工荒”、“招人难”，今年变得格外突出。

在劳动力普遍短缺的情况下，企业为了能正常运营，通常不得不提高待遇和薪水，招揽或留住员工。不过，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一些中小民营企业本身经营就不大容易，很难通过提高待遇和薪水来弥补用工缺口。

山东青岛一家做储能电池的民营企业许姓财务主管坦承地表示，公司成立不到四年，处于初创阶段，目前员工不到100人，远低于公司人力资源规划的300人。他说：“实际上一年到头都在招人……经济不太好，公司没有利润给出高薪招人，如果公司处于良性的上升通道，肯定会给出有竞争力的薪水，招人就会容易多了。”

他叹了口气说：“今年招人会更难，新能源人才今年更抢手了。”

2023年，“新能源”频频出现在中国31个省份政府工作报告中，新能源产业被视为拉动地方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新兴战略行业，全国各地在新能源项目上纷纷大干快上，使得本就存在不小人才缺口的新能源行业，今年更是捉襟见肘。

据中国工信部与人社部等部委发布的《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指南》，仅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今年的人才缺口就高达68万。

企业没有利润，自然难以用较高的薪资招人引才，用工缺口业就有可能进一步加大。

黄国庆坦承，薪水对外来工人的吸引力在下降，但企业自身压力也很大，无力提供更多。他说：“珠海工厂的普工一般薪水在五六千元，而企业支付的用工成本在1万元左右，如果工人回老家，差不多也能拿到这么多钱，有些人过完年可能就不回来了。”

在李红瑶看来，招不到玩具打包工，主要不是因为薪水不高，经济不好；相反，往年2月14日情人节后，毛绒玩具销售基本上就进入淡季，但今年她收到的订单不减反增。

她认为，中国新一代年轻人的择业观才是招不到工的原因所在，“80后、90后心态都比较佛系，情愿少挣钱，也不愿干累活”。

她解释：“玩具打包工听起来很容易，实际上活并不轻松，一人一天要发500单以上，从拿货到装袋都得亲力亲为，而周边村民手里都有些拆迁补偿款，更不愿意为多挣几百块去干累活。”

在黄国庆的珠海工厂里，也存在类似情况。去年厂里招进两名25岁以下的年轻普工，都是没干半年就走了。

黄国庆说，一名“嫌工厂车间噪音大，工作环境不好”，另一名抱怨“找不着对象”，因为工厂里95％以上都是男员工，年轻女员工很少。

黄国庆对工厂留不住年轻人表示理解：“车间工作单调枯燥，收入也没有快递行业高，年轻人当然不喜欢。”

中国新一代年轻人不愿意从事低薪和高强度的工作，用工荒、招人难会让世界工厂很快失去在劳动密集型领域的优势吗？

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经济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徐洪才接受采访时说，短期内中国不会失去在制造业中的优势，但制造业会持续向越南、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转移，中国要保持在全球制造业的竞争力，亟需产业升级，“要让2亿多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成为新的人口红利”。

三年疫情过后，中国经济社会正回归正轨，而去年长时间的疫情封锁，让一些东部沿海城市的经济严重受挫，也冲击了外来打工人继续在大城市生活的信心。

同时，中西部经济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新的工作机会，加上农村基础设施的改善、地方政府的支持措施，越来越多的外地打工人更加坚定地在农历新年后留在家乡。

陈一伟（37岁）去年10月离开深圳回到四川广安老家。目前，他已在离家约10公里的一家汽车零部件加工厂找到了工作，从事数控机床操作工。

他受访时说：“如果每天做满12个小时，一个月能挣到6000多元。”

“每天可以开车上下班，不用租房，生活费低很多，算起来跟在深圳的收入没有多大差别，可现在生活得很踏实，不用总考虑工作变动了。”

陈一伟在深圳打工10多年，一直在餐饮业工作。离职前，他在一家预制菜企业做产品研发，虽然收入不低，却始终没有归属感，尤其疫情期间，整个餐饮业生意都很惨淡，歇业、关门几乎成了常态，他也被迫不停地变换雇主。

“不少餐馆没办法坚持下来……工作一有变动，就要找房子，租房子、搬家非常麻烦，很累人。”回想起去年在深圳生活的辛苦不易，他坚定了留在家乡工作的决心。

经历了疫情带来的不确定后，一些年轻打工人也不再热衷于牺牲对家人的照顾、背井离乡去大城市赚更多钱。

安徽宿州的苏丽丽（33岁）疫情第二年回乡后，在一家电动工具加工厂自动化车间找到工作。和陈一伟一样，她也拿着计件工资，每天工作12小时，月收入可达5000元。

除了“每天手上沾满机油”让她觉得工厂的工作有些不太体面外，目前的收入和生活状态都让她感到比较满意。

她受访时说：“天天都能回家，跟孩子在一起，吃上可口的饭菜，一个月有两天休息，可以陪孩子一起出去玩。”

虽然没有官方数据显示，在2.96亿农民工中，有多少人留在家乡，没有回到占全球制造业产出约三分之一的沿海制造业中心，但越来越多的农民工愿意在家门口工作已成为事实。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年全国农民工总量2.96亿人，比上年增长1.1％。

虽然外出打工的农民工总人数，仍比在户籍所在乡镇地域内就业的本地农民工多约4800万，但外出农民工的增长率（0.1％）远低于本地农民工（2.4％）。

自2015年以来，外出农民工年均增速也明显低于本地农民工，分别为0.28％和1.99％。

中国工人越来越倾向在家门口工作同时，劳动人口红利也在趋于萎缩。疫情过后，在全力拼经济的指挥棒下，制造业中心、东部用工大省愈发感到保用工迫在眉睫，地方政府与企业开始在“抢人大战”中各显其能。

财力雄厚的东部省份纷纷拿出真金白银，对重点企业进行补贴，广东、浙江、江苏等早在农历新年前就由官员带队，利用包机、专列、专车到贵州、广西等劳务输出大省抢人。

江苏省1月底展开“促返岗、保用工”活动，安排专车从零工市场接外地返岗人员前往一线工作岗位。
一些拿到订单，急需用工的企业则迫不及待开启花式抢人模式。

在民营经济发达的浙江温州，如果老员工返岗能带来老乡，每人发放1000元奖励；在浙江金华辖下的永康县，有企业为留住外来员工发放价值不菲的消费券，有幸抽到“金券”的员工几乎免费获赠新车。

更多地方政府和企业为招人揽才，大打人情牌，有的为外来务工夫妇提供夫妻房，有的开出“团建、培训、旅游”等职工福利，来吸引年轻人。

在北京城市副中心通州和中心城区东城区2月举办的线下招聘会上，不少企业突出“国企招聘”，标明员工可以在“政府食堂用餐”，并发放生日、节假日礼券、礼品等，用员工福利吸引应聘者的注意。

不少招聘启事突出“国企招聘”，标明提供员工宿舍、政府食堂用餐等福利，吸引应聘者的注意。
还有企业则表明，与国企等体制内单位有长期的业务关系，以示工作收入与职业前景的稳定，以此吸引求职者的兴趣。此外，不少企业也在放宽对应聘者年龄的限制。

除频频举办线上线下招聘会外，房价高企不下的北京还推出“春归”惠民租房活动。由52家住房租赁机构拿出53万套房源，重点面向新市民、青年人以及城市运行服务保障人员，提供租金佣金打折、免押金等租房优惠，希望外地与年轻人在春季就能返回北京上班，不影响城市运行。

到目前为止，劳动力短缺似乎并没有对中国用工大省的生产运营产生影响。江苏、广东、上海等都宣布农民工返岗率超九成，用工短缺问题得到大幅缓解。

珠海的黄国庆说，虽然有员工还没有返岗，但总的来说工厂运营正常，而且他打算再增添一台自动化机械臂，努力减少未来人工成本的开支。

河北的李红瑶仍在焦急地等待有人前来应聘玩具打包工，春节后接连多日加班加点让她疲惫不堪。她说，如果还是招不到人，会考虑再加薪，最近大量的订单让她备受鼓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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