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一代过去，一代又来， 地却永远长存。日头出来，日头落下，急归所出之地。风往南刮，又向北转，不住地旋转，而且返回转行原道。江河都往海里流，海却不满；江河从何处流，仍归还何处。万事令人厌烦，人不能说尽。眼看，看不饱；耳听，听不足。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传道书

2013年1月，时任菲律宾总统阿基诺三世出席恢复治安运动20周年大会。

前文《反绑架组织的主席被绑架过两次——这是菲律宾华人愈挫愈勇、一往无前的抗争》提到，菲律宾反绑架组织“恢复和平与秩序运动”前主席蔡家坤根据自己被绑架的亲身撰写《两倍的痛苦：绑架后的生活》一书。今天，我们再一次推荐一下这本书。

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第一次在晚上关闭了手机和电视，而是翻开了一本书。

这不是一本娱乐休闲类的杂志，而是一本多年来我第一次认真阅读的一本严肃的书。这是一个扣人心弦、令人沮丧的真实故事，比恐怖小说更让人毛骨悚然。

这是出生于香港的华裔建筑师蔡家坤（KaKuen Chua）在我们脆弱的菲律宾共和国两次被绑架的故事。作为反绑架组织“恢复和平与秩序运动”（Movementfor Restoration of Peace and Order）的前任负责人，蔡先生坦诚地撕裂早已愈合的伤口，袒露了他在绑匪手中所遭受的所有磨难。

这本今年由恢复治安运动、菲律宾华裔青年联合会（Kaisa Para sa Kaunlaran Inc.）以及华裔传统基金会（KaisaHeritage Foundation Inc）联合出版的《两倍的痛苦：绑架后的生活》（2X: LifeAfter Kidnapping）一书讲述了一个关于生死之交的恐惧以及如何在生死之间的边界上求生的故事。

蔡家坤在菲律宾知名主持人阿本达（Boy Abunda）主持的节目上谈风水

这本书揭示了为什么如此众多的绑架受害者以及许多其他犯罪行为的受害者在菲律宾不愿意对罪犯提出正式的法律诉讼的真谛。

全书只有167页，能一口气读完。从序言到结尾，整本书引人入胜。蔡先生的生活细节中穿插着他2008年9月17日至10月10日在奎松市诺瓦利切斯（Novaliches,Quezon City，奎松市北部的街区几乎占了该市一半的面积）的一所房子里被绑架、被拘禁期间遭受酷刑18天的悲惨细节。

2012年4月21日，就在蔡家坤的第一起绑架案件中的绑匪被奎松市地方审判法院（Quezon CityRegional Trial Court）法官亨利·让·保罗·英廷（Henri Jean PaulInting）定罪5天后，蔡家坤再次遭到持械绑架。那时他已经是恢复治安运动中著名的反犯罪斗士，在政府和执法部门拥有广泛的人脉。仅仅26小时后，绑匪们将他释放了，还深表歉意，并声称他们本来打算绑架的是另外一个人，不小心认错人，才会将他绑架了。

多年来，在菲律宾媒体的报道中，警察殴打甚至杀人的情况并不鲜见。许多受害者或他们失去亲人的亲属，在面对电视镜头和记者的采访时，刺骨的痛苦和沉郁的悲哀，让人落泪。但这本书无疑是我读过所有关于人质在绑匪施虐者手中经历的最令人信服的叙述。我不会破坏阅读这本书的乐趣，所以我不会写蔡家坤被折磨的细节。

2022年一段在菲律宾华人圈内传播的人质被绑匪血虐致死的视频截图。

我只想说，他的磨难让我想起了犹太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关于“平庸的邪恶”（banality of evil）的观察。

蔡先生本人现在似乎用这样的座右铭来定义自己的生活：当好人无所作为时，邪恶就会获胜。他将自己的建筑事业交给了下属，专注于打击犯罪和司法改革方面的倡导。

2023年2月，蔡家坤辞去了担任十年的恢复治安运动主席一职。但他仍然活跃在该组织中，并且是司法改革倡议委员会（Justice Reform Initiative和菲律宾警察基金会（PNP Foundation）的成员。

洪玉华和蔡家坤在菲律宾国会听证会上为绑架受害者发声。

蔡家坤与菲律宾华裔青年联合会（Kaisa Para sa Kaunlaran, Inc.）精力充沛的反犯罪斗士洪玉华(Teresita Ang See)一起，鼓励绑架勒索案受害者向警方报案，就像他的亲戚一样（在朋友和支持者的敦促下），并在法庭上追查案件，以确保定罪并防止肇事者伤害更多人。

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正如蔡先生指出的那样，诉讼案件在菲律宾可能会拖延数十年，受害者必须为其金钱、时间和作证承诺方面的成本做好准备。诉讼费用最终可能比赎金还要高。

商人杰普森·迪查维斯(JepsonDichaves)的两个儿子1993年被绑架时，他们分别只有2岁和4岁。蔡先生在书中写道，当绑匪被定罪时，这两个男孩已经分别为11岁和13岁。延宕10年以上，是菲律宾绑架案司法诉讼的常态。

“一个人必须有钢铁般的意志和勇气才能通过菲律宾刑事法庭系统寻求正义。受害者及其家人在法庭审理案件期间常常不得不忍受持续的骚扰和威胁，”蔡先生写道。

当案件拖延时，包括受害者亲属在内的关键证人可能会因受到骚扰而被迫撤案，或者他们可能仅仅因为不想日常生活再一次被打扰在不再出席在法庭的证人席上。

2016年10月18日，韩国商人池伊乔（Jee Ick Joo）在菲律宾天使城（Angeles）家中被数名菲律宾警察假借扫毒之名带着，之后警察将他杀害并向其家属勒索赎金。

“证人保护计划通常无法给他们带来多少安慰。这个过程漫长、乏味且昂贵，通常会让很多受害者不愿继续提起诉讼，并让他们对整个刑事司法系统感到厌恶和厌烦。”蔡先生写道。

就菲律宾的绑架勒索赎金案件而言，还有另一个主要问题。蔡家坤在他的书中证实，一名1992年被绑架的保险经纪人决定与家人一起永远离开这个国家。

书中写道，这位受害者在向克雷营（Camp Crame，菲律宾警察总署总部，位于奎松市）的一位“高级警官”报告发生自己身上的绑架遭遇时，却在警察总部看到那名绑架他的绑匪。于是，他改变了主意放弃报案，和他的家人决定收拾行李离开，“很不幸，但我们不能因此而批评他们。”

书中写道，第一次绑架了蔡家坤的绑匪们向他们称为“将军”（General）的幕后老板报告。他们向蔡氏家族索要7000万披索赎金，但在被说服蔡家没有那么多钱后，降低了要求。在蔡家坤被总警司莱昂纳多·埃斯皮纳 (Leonardo Espina)领导的警方反犯罪及紧急响应大队（PoliceAnti-Crime and Emergency Response）救出之前不久，他的家人在其银行账户存入了30万披索赎金。其中两名绑匪在解救过程中被反犯罪及紧急响应大队击毙。

2018年2月26日，时任菲律宾警察总监罗纳德·“巴托”·德拉洛萨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在2014年12月12日在八打雁省·帕赘·加西亚镇坦戈布社区（Tangob, Padre Garcia）绑架杀害菲华商人杰斐逊·黄的2名绑匪多纳托·雅各布 (Donato Jacob)和布兰达尔·马克·卡卡蒂安 (Brandall Mark Cacatian)被逮捕归案。

2012年4月，英廷法官认定拉扬·多姆拉 (Rayan Domla) 和克里斯托弗·南森 (ChristopherNanson) 犯有绑架罪，并判处他们终身监禁。另一名绑匪克里斯托弗·奥拉格尔（反犯罪和紧急响应大队）仍然在逃。

蔡家坤担心，如果不努力将绑匪关进监狱，就会助长有罪不罚现象，绑架勒索赎金这一祸害将会成为永远笼罩在菲律宾天空中的乌云。

书中写道，现在的绑匪团伙已经把目标瞄准了外国人，其中大部分是为菲律宾离岸菠菜运营商工作的中国人。网络菠菜受害者支付赎金后，通常在被绑匪释放后立即离开菲律宾，而不是通过司法系统寻求正义。

支付赎金并不能保证安全，甚至可能会鼓励绑匪再一次对你下手。对此，书中引用了杰斐逊·黄（Jefferson Vincy Uy）的例子，他像蔡家坤一样也被绑架过两次——第一次是在2011年，第二次是在2014年，当家人再次支付赎金后，杰斐逊·黄被冷血的绑匪杀害。

稍微在网络上搜索一下，你会发现许多网络菠菜受害者（包括年轻女性）遭受的绑匪酷刑折磨的视频片段。

书中最后写道：“我非常担心这些事态发展，这些案件将会升级、扩散，因为受害者让犯罪分子更容易逃脱惩罚。”“若正义尚未实现，那么犯罪就仍在进行中。”

正如小编在此前的文章中多次说过的那样，如果菲律宾华人圈的绑匪不死绝，每个人头顶的那片被绑架的阴云永远不会消散。

华裔文化传统中心

《两倍的痛苦：绑架后的生活》可在位于马尼拉市王城区的华裔文化传统中心（Kaisa Heritage Center）购买。您还可以通过恢复治安运动秘书处订购，电话：8527-6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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